动物来源的传染病也将会更多见。动物是一个巨大的病原体储存库。RNA病毒感染的挑战可能会成为主流和常态，但历史不一定会重演。每次疫情的不同，均显示了微生物界的多态性是永恒的主题^[10]。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中华传染病杂志》在2014年第9期就曾刊登过《四种人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进展》^[11]，这篇很有预见性的综述值得大家再次翻阅和参考。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大类病毒家族，因其病毒表面类似日冕状（像戴帽子）的突起而得名。冠状病毒是一个常见而又古老的病毒大家族，于1960年代被鉴定出来。冠状病毒可以感染哺乳动物和禽类。冠状病毒是个规模不小的家族，可以分为α、β、γ、δ四大类。此前已知能感染人类的有6种，其中4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名称分别为229E、NL63、OC43、HKU1。正如WHO的声明所述，“冠状病毒是一大类病毒，有些会引起较轻的疾病，比如普通的感冒，而有些则导致更严重的疾病，比如MERS和SARS。有些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有些则不然”^[4]。SARS和MERS冠状病毒均属于β属。这次新发现的病毒测序结果已经完成，通过基因序列比对与遗传距离测算，可以发现其是与SARS冠状病毒距离比较近的一个新型冠状病毒。但这些病毒是如何进入人类世界的呢？动物界携带的RNA病毒因其受体与人类存在遗传距离，一般不能轻易传播到人，但是由于RNA病毒具有高变异率，可通过和人类不断接触，如人类食用携带蝙蝠冠状病毒的果子狸^[12]，在无数发生各种变异的RNA病毒中有1株最终获得可在人类中传播的变异，成为一个独特的可在人类中广泛传播的亚种，那么就可以认为原本只储存于动物界的RNA病毒获得了在人类中传播的能力。从SARS到MERS，再到人感染H7N9禽流感，再到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RNA病毒的进化传播规律已经一目了然，人类再不做充分准备和行为改变，再不停止侵扰自然疫源地的动物，那么下一次新发传染病的暴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得关注的是，感染病学科的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正如WHO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声明中所说，“中国拥有强大的公共卫生能力和资源来应对和管理呼吸道疾病的暴发”^[4]。在临床一线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早期发现和充分合作的基础上，2003年SARS样的暴发一般不会再发生。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到防控是继SARS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之后的一次实战，也是未来新发传染病再次来袭的总演练。这次病毒传播的速度和严重程度似乎均弱于2002年的SARS，但如果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一些，出现医务人员感染和大量2代病例时，感染病学界是否有能力从容应对呢？这再次显示出感染性疾病防控与诊治能力的建设与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还关系到国家社会的稳定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将感染性疾病的防控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保障阶段，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感染病学界都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与职责。自2002年的SARS暴发到控制，前后延续长达1年，我国卫生系统的教训非常深刻。此后，我国传染病与感染性疾病体系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时也应注意，我国当前感染病学科的力量相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以及所面临的感染性疾病挑战而言，尚待进一步加强。面对城市老龄化与耐药细菌感染蔓延，以及输入性疾病增加与未知感染性疾病风险的不可控，未来对我国感染病防控体系的需求是多元的、开放的、多变的，包括但不仅限于传染病防控、细菌真菌诊治、医院感染控制、细菌耐药抗菌药物的使用。在这种新形势下，要真正做好健康中国战略的保障，积极推进以感染科为主体，实施多学科协作，建立整合感染病、传染病、疾病控制、新诊断技术与药物研发的立体化 “大感染学科”体系和研究平台，已成为当务之急。

相信经过一次次新发传染病的暴发与洗礼，随着国家对传染病和感染病体系投入的进一步加大，中国在防控新发传染病和各种新发感染性疾病方面的能力将会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