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瞿介明教授作题为《新冠病毒肺炎重点关注问题》的报告，从新冠病毒的病理机制、治疗策略和疫苗预防三方面进行阐述。他指出3p21.31基因簇是新冠肺炎呼吸衰竭患者的遗传易感基因。抗病毒药物在多项临床试验中未体现出明显疗效；恢复期血浆目前仅作为危重型患者的试验性治疗；糖皮质激素在多项临床试验中的结果存在矛盾，有待进一步验证；多种免疫调节剂目前仅处于小规模试验阶段。全球已有170多种疫苗处于研发阶段，33种进入临床试验，11种疫苗进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4种来自中国。疫苗将是人类抵御新冠病毒的利器，期待我国自主研发的疫苗早日成功上市。

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陈荣昌教授作题为《新冠肺炎的呼吸支持策略》的报告，根据肺弹性阻力状态可将新冠肺炎分为L型和H型，呼吸支持是重症患者重要的治疗手段。L型需要改善肺的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而H型需采用标准的ARDS通气策略治疗。由于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及公认的操作流程，在临床实际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无创呼吸支持（NIV）和高流量氧疗（HFNO）使用情况都不尽相同。目前的数据显示，早期可尝试HFNO，氧合功能下降需尽早用NIV，有创通气和ECMO都是有价值的呼吸支持方法。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作题为《COVID-19病理生理基础对药物治疗的启示》的报告，从临床观察和科学假说出发，指出Covid-19的疾病严重程度由病毒感染和宿主反应共同决定，提出了关于SARS-CoV-2发病机理的若干假设。以细胞因子风暴和淋巴细胞减低为特征的宿主免疫反应失调是SARS-CoV-2感染的突出表现；失控的病毒感染会导致严重的巨噬细胞浸润，进一步加重肺损伤；散播的SARS-CoV-2病毒也可直接攻击其他器官；免疫反应可导致系统性的炎症风暴和微循环障碍，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病毒性脓毒症。因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调节固有免疫应答和重建适应性免疫应答的措施是打破恶性循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抗病毒及免疫调节治疗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沈华浩教授作题为《肺内嗜酸性粒细胞：稳态与致病》的报告,从嗜酸性粒细胞形态特征与功能、嗜酸性粒细胞与造血稳态调控、嗜酸性粒细胞于ARDS的意义，及嗜酸性粒细胞与新冠肺炎诊断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沈教授团队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分泌的趋化因子6可直接作用于骨髓造血干细胞（HSC），破坏HSC稳态，促进其分化，进而向肺部募集形成正反馈的炎症调控机制。嗜酸性粒细胞还与临床炎症性疾病的诊断和转归有一定关联。新冠肺炎爆发后，确诊患者多出现早期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减少，其恢复与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体征、肺部CT等改变有关。综合基础与临床研究资料，说明嗜酸性粒细胞在机体炎症免疫反应中的重要作用，也引发了对于ARDS及新冠肺炎治疗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利弊的思考，值得继续探索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费广鹤教授作题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中枢损害与认知功能障碍的最新认识》的报告，提出认知功能障碍是慢阻肺患者最常见的合并症之一，与预后、致残率和病死率直接相关，但临床关注较少。来自梅奥诊所的数据指出慢阻肺是轻度认知障碍（MCI）的危险因素，患MCI的风险增加了83%，并且MCI患病风险与慢阻肺的患病时间呈量效关系。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慢阻肺患者更容易出现呼吸困难和疲乏症状，并大大增加了再入院及死亡的风险。慢阻肺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与阿尔茨海默氏症或其他痴呆症的发病模式不尽相同，可能确实存在一个特定的神经心理认知功能障碍模式。目前暂缺乏特别有效的治疗措施和有效药物，需采用氧疗、肺康复治疗、并发症管理、认知功能训练等早期进行综合干预。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应可净教授作题为《特殊PET的临床诊治决策》的报告，结合四个生动的急性肺动脉栓塞（PTE）病例，就妊娠、恶性肿瘤、活动性出血、围手术期及脑出血等特殊情况PTE进行了阐述，只有进行全面分析、权衡利弊、精细处理、个体化治疗，才能做出正确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决策。应教授特别强调“VTE求因不要忘”！对于存在VTE的患者，一定要积极寻找危险因素，尤其是没有明确诱因的患者，一定要警惕恶性肿瘤的可能。临床上肿瘤栓塞与血栓栓塞症状相似，应注意鉴别。PTE合并上述特殊情况，急性期抗凝结束后，需要权衡血栓复发风险和出血风险，制定抗凝疗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作题为《ARDS诊治存在的问题和思考》的报告，对ARDS诊治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阐述。ARDS 是异质性疾病，目前仍缺乏有效治疗药物。ARDS的治疗需多个方向多阶段多靶点的调控，如靶向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凝血纤溶、免疫细胞及危险因素等。关于ARDS是否使用激素的热点话题，宋教授表示尚没有明确的定论，激素使用需要个体化。一般认为在ARDS发生两周内使用激素（1mg/kg，甲强龙），若炎症渗出控制不佳时，可增加剂量至2mg/kg，不宜用大剂量激素。流感导致的肺损伤早期不建议使用激素，晚期纤维化时亦不主张使用。ARDS的治疗已走过“抑制炎症”、“保护性肺通气”和“修复肺损伤”三个阶段，未来仍需早期从源头开始，进行全程对症、对因及呼吸支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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