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他是仁济医院心脏内科的缔造者,是参与中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手术的医生之一。他出生于美国檀香山,成长在动荡的旧中国,却为新中国的医学进步鞠躬尽瘁。作为一名心脏科医生,他的心从未离开过中国。即使在艰难的岁月,他也相信,信念是一种希望,人人都有希望,每一位中国人就会拥有幸福。
1990 年,黄铭新出生在美国檀香山。7岁时,他随着父亲回到了祖国,来到了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年少时的黄铭新极为聪慧。在上海昌世中学,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然而,尽管他充满活力,极具天赋,但仍不时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也激发起了他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渴望。
他决定通过学医来证明中国人的价值。中学毕业后,黄铭新顺利考入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并在1931 年获得了理科学士学位,又在1934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上海同仁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
不久后,命运又一次将他引向了美国。1936年,黄铭新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院深造。留学期间,他就在美国刊物上发表了三篇科学论文,还获得了科学博士的学位。导师想留他在美国继续从事医学研究。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作为中华儿女,黄铭新自认不能置身事外,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牵挂。他意识到,在祖国受到侵略的危难时刻,不能贪恋个人的安逸和舒适。于是,在1939年,黄铭新毅然回到祖国,他希望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和人民尽一份力量。
回国后,黄铭新立刻投入抗日战争中。他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伤员,展现出了一名中国年轻医生的仁心和勇气。当时,他的奉献精神和救死扶伤的事迹感染了许多人。
不久后,黄铭新担任起了圣约翰大学附属医院内科正教授兼内科主任,但由于日美关系日趋紧张,美籍教师相继被迫回国,教学的环境和条件也变得十分恶劣,医学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黄铭新并没有退缩,反而把全副精力放在了教学上。他以一已之力,承担起了那些聘不到教师而面临停课的课程教学中。只要他能胜任,就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他先后教授过内科学、临床检验学、细菌免疫学及寄生虫病学等课程。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黄铭新经常备课至深夜,不眠不休,尽心尽力。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更是将医学知识传承下去的责任。那时,他觉得不仅要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更要把对医学事业的热情和信仰传递下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铭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当时,日军进占租界,医学院和学校也被侵占,教学工作一度陷入停顿。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医学院就可能永远停办,百余名医学院学生也将因此失学。
然而,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黄铭新受命于危难,担任起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代理院长,并另觅新址开办教学医院,继续坚持教学工作。他不畏艰辛、不惧危险,始终将医学教育事业放在第一位。
为了维持医学院的运营,黄铭新除了向社会募集经费外,还将自己开业所得部分补贴学校。在这段艰难时期,黄铭新从未在医院领取工资或获得其他形式的报酬,他完全是出于对教育事业无私的奉献和热爱而工作。
正是由于像黄铭新这样一批教职员工的坚守,医学院才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直至抗战胜利。黄铭新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辛而又最自豪的一段终历,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医学教育信念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黄铭新工作更加积极。
1951 年 12月,他义无反顾地请求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担任了大队长。为救治前线将士立下赫赫战功。那个时代,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传唱着各种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而黄铭新正是默默守护英雄的人。
1952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黄铭新荣幸地受聘为该院内科一级教授兼医疗系二部系主任。他深入细致地从事各项医学实践,身体力行,展现出了一位医学大家应有的风范。
自1953年起,他开始培养和指导研究生,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期间,虽大部分工作被迫中断,但他仍然奋战在医疗岗位上,并常常赴北京为中央首长治病。“文革”结束后,黄铭新恢复了培养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即便年逾七旬,他仍然带出了两名博士研究生。
在黄铭新的辛勤栽培下,他的许多学生成了国内外医学界的佼佼者,包括美国知名学者郭备德、沈曾永、陶令渊、郑宗鄂等教授,以及国内知名教授周孝达、周连、何永照、王一山、江绍基、陆正伟、陈顺乐、黄定九等。
黄铭新曾担任我国医学科学学部委员和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医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这些都是在业内享有崇高地位的职位。此外,黄铭新还因善于治疗各种顽疾被誉为“内科圣手”,他用自己的医术和知识,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一生所获得的成就,是他对社会所作贡献的最好证明。
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美国密苏里大学医学院聘精他为名誉教授,这也代表着黄铭新所推动的新中国医学事业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自担任圣约翰大学内科教授起,黄铭新就一直将心血管疾病作为他的专业研究领域。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建校之后,他与一批年轻医生一同在该领域耕耘和研究。他认识到,内科在诊断和药物治疗方面需要与外科密切结合,如此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他不仅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非常看重团队协作和交流。他的精神影响了很多医学同仁,激励着他们在心血管疾病治疗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和进步。
在风湿性二尖瓣狭窄的治疗方面,黄铭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尖瓣狭窄是风湿性心脏病一种最常见的瓣膜病变,多因患者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尖瓣受损而引起。该病以二尖瓣口狭窄为主要表现,会导致血液通过二尖瓣时流量减少,从而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和血液循环,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心绞痛等症状。黄铭新发现,抗链球菌与风湿性心脏病有密切的关系。
风湿性心脏病往往是由β-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抗链球菌抗体则是人体对 β-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产生的免疫反应,导致免疫复合物沉积在心脏瓣膜上,从而引起炎症反应。最终导致二尖瓣狭窄。
1954年,当外科专家兰锡纯教授提出要对风湿性二尖瓣狭窄进行心内手术分离措施时,黄铭新意识到内科收治的病员有多名患者符合手术指征。他们决定合作进行这项手术,并在 1954年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手术。这促进了我国心脏手术水平的快速发展。
黄铭新在风湿性心脏病的研究方面也毫不松懈。早在 1952年,他就开始了溶血性链球菌的研究工作,1953年制造出了抗链球菌溶血素抗“O”的测定方法。这项成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还得到了世界各国代表的赞赏。该方法主要包括两步,首先是制备链球菌溶血素“O”抗原,其次是应用该抗原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技术进行免疫测定。在检测过程中,将患者的血清标本与链球菌溶血素“O”抗原结合后,加入特定的检测试剂,根据试剂的不同,观察荧光信号或酶的反应来测定血清中抗体的含量,从而评估机体对β-溶血性链球菌抗原的免疫水平。抗链球菌溶血素抗“O”测定方法在临床上常用于检测风湿热、链球菌感染、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患者的免疫水平,并可作为判断其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
1955年,黄铭新作为我国第一批赴东欧国家医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罗马尼亚科学院世界科学会议全体大会。当时,他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抗链球菌溶血素“O”的制造与临床应用》,引起了世界各国代表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方面,黄铭新也深得国内同行的肯定。他不仅在理论上深入探索,还通过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完善自己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案。
为了更好地推动心血管相关科室的发展,他全力支持俞国瑞教授成功研发心向量图和心冲击图,并在仁济医院建立了心内科专业。20世纪60 年代初,他又派郑道声前往上海市胸科医院帮助帮助建立心脏科。后来,郑道声被称为心脏听诊的“神耳”。
至此,仁济医院内科成为全国心脏内科学领域的高地。
血吸虫病是一种寄生虫病,由血吸虫寄生而引起。该病主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属于一种地方病。人体感染血吸虫后,常会出现肝脏、肠道、泌尿系统等多个器官的病变,严重时可能会导致失明、肝硬化等并发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威胁着全国近2亿人口的健康。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3年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成立,黄铭新担任副主任委员兼临床组组长,致力于血吸虫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在最初的15个年头,黄铭新每年都会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的重点流行区开展考察、讲学、咨询等。他的工作在国内得到了广泛认可,还引发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
黄铭新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引起的侏儒症,并通过锑剂治疗来改善患者的生长发育情况。他发现,在稍加营养摄入后,对侏儒症患者进行锑剂治疗,一般一年后就能明显地看到患者正常发育,三年后患者的身高体重等指标几乎不亚于正常人。这项突破性的发现,为血吸虫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而在上海松江、奉贤、青浦、嘉定等地,经过黄铭新的治疗,有百余例侏儒症患者发育良好,成为当时新闻争相报道的案例。
1958年,中央发出了“三年内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黄铭新深入农村,展开现场调查,足迹遍布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多个省份。
当时,由于锑剂会引发严重的心脏反应(阿一斯综合征)且病死率较高,感者对血吸虫疾病的治疗充满了恐惧和困惑。而黄铭新积极推动研究,完成了阿一斯综合征的神经机制学研究。他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自己的观察,提出和推广了使用阿托品治疗的有效办法,把患者病死率从80% 降到了10%。这一成果大大减轻了患者和防治人员的思想负担,为后来门诊三天疗法的创立打下于坚实的基础,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也为中国消灭血吸虫疾病作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口服毗窿高效杀虫药的问世,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黄铭新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移到了扫尾工作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黄铭新针对血吸虫病肝硬化的大腹水治疗,采用聚乙醇和赛可芬管法,成功实现了大腹水浓缩后静脉回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这项创造后来被萧树东教授制成了一整套仪器,用于农村患者的家庭场景中。
1982年,黄铭新首创的赛可芬-聚乙二醇法腹水浓缩静脉回输治疗顽固性腹水的方法,荣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十多个国家的专家来函对这项创造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仅如此,黄铭新还在国内首先应用卵磷脂胆固醇脂酰基转移酶测定,对比观察晚期血吸虫病和慢性肝病患者的变化。这项研究受到联合国卫生组织热带病部的通报,进一步推动了血吸虫病领域的研究和治疗。
即使年逾七旬,黄铭新依然不停歇地探索和创新。他的成果和贡献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扬,也在国际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77岁高龄的黄铭新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如今,中国通过大规模药物治疗、消灭钉螺、消灭蜗牛和兔疫策略等,成功降低了血吸虫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成绩离不开黄铭新等一大批老专家的努力与无私奉献。
除了在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之外,黄铭新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后人。他认为查房是强化学习、印证所得、锻炼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80岁以前,黄铭新几乎每周都会参与科内心血管、胃肠道、肾脏和血液病房的查房工作。他注重合理用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认为老药新用是医学发展的表现,一种长期应用的老药如果赋予新的理论认识和用途,可能会发挥意想不到的新功效。
黄铭新积极探索尖端科学,尤其是新药的作用机制。通过动物实验,他成功地观察到,以脂质体(卵磷脂)作为药物载体,可以将能量物质(ATP)输送到缺血及血流降低的靶细胞、靶组织中去。他相信,卵磷脂包埋 ATP 微球可穿过被堵塞的血管给梗死的心肌以营养,从而使患者心肌不致急性坏死。他还预见到,这种新药的作用机制对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也同样适用。
黄铭新在专业领域涉猎相当广泛。在他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大多数反映了当时医学领域的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他在心血管领域取得的突出成果,也体现了他在中西医结合、血吸虫病防治、代谢和激素、临床免疫学、风湿病学、老年医学及医学管理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和突出贡献。
1980年,由我国医界前辈们推荐,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授命,黄铭新主编了一部大型医学参考书,他把自己的医学经验总结浓缩为600万字的《内科理沦与实践》。在这部书编写的过程中,黄铭新提出,知识不应成为一朵不结果之花,而应该扎根于实践,并不断开拓和创新。
“摩天飞越四千里,万紫千红迎秋魂,艺术不老生花笔,健步西山写龙门。”在艺术领域,黄铭新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与创意。他擅长拉小提琴、绘油画,喜爱金石文化,更是能够刻出精美绝伦的印章。黄銘新认为这些个人爱好,正是他对生命的感悟和追求。他相信,人类的思想和灵魂需要寻找各种表达和释放的方式,而艺术正是这些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选项。当人们在欣赏美妙的乐曲时,欣赏优美的油画时,都会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世界,从而将自己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甚至会感悟到更多的人生体验和智慧。
黄铭新坚信,艺术与科学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艺术可以启迪一名医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思考,促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2001年,黄铭新逝世,享年93岁。在近70年的从医道路上,他默默耕耘,为中国的健康事业和医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有着诗意的灵魂,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创意,为中国医学事业注入了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也让身边的每个人感受到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奥妙和交融。
原文出自《仁医大道》
主编:郑军华 夏强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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