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小平长期致力于妇科肿瘤领域（宫颈癌、宫体癌和卵巢癌）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工匠”“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仁心医者•上海市仁心医师奖”、首届上海市“医德楷模”等荣誉。

大医精诚，百万字手术笔记蕴真情

“我的时间属于我的病人。”

1984年，万小平来到山东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王佩贞教授。硕士毕业后，他留在山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工作。这里是全国首批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医、教、研水平国内一流。后来，他又师从苏应宽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

万小平的导师王佩贞教授是我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阅读文献，十数年如一日；离休后还去科室传经带教；直到85岁高龄时，仍然坚持每天去医院看望病人。导师的言传身教，鞭策着万小平，让他片刻不敢松懈，努力做到最好。

2000年，39岁的万小平作为人才引进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为当时上海最年轻的妇产科行政主任。

2009年，他担任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2013年，受上海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委派，他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工作，历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党委书记、院长。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万小平始终不忘初心，忘我工作，全身心地为病人服务。

“医生是服务于病人的职业”，这是万小平给医生职业下的定义。他每天的时间安排极其紧密：早上不到7点就到医院，行政会议、门诊、手术、查房……快速高效，节奏分明。他分身有术，总是尽可能多地挤出时间，走进手术室亲自主刀疑难复杂手术。

万小平每周两个半天看门诊、两天手术日，周六还需要带教学生。他那辆上下班代步的小白车，是他经年累月扎根医院的最好见证。

虽走上行政管理岗位多年，万小平作为临床医生，只要有时间就坚持到病房、到门诊，与病人面对面沟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喜欢与病人进行眼神的交流。只有看到了病人的情况，我的心里才会真正感觉踏实。”每次与病人近距离交流时，他总会坦言手术的复杂程度、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及前期应对准备情况……当捕捉到病人眼神中的犹豫、迷惑或恐惧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宽慰病人，即便延迟手术，也要让病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自成为医生起，万小平就坚持记手术笔记，30余年从未间断。A4大小的本子，他已经记了厚厚一摞逾20本，其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也有个人对手术的独到见解，字迹工整、表述分明，俨然是件“艺术品”。这一页页密密麻麻的临床案例，是万小平几十年如一日贴心为病人服务的力量源泉，也是他带教学生的压箱“法宝”。

勇攀高峰，手到病除见真章

“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新生命，再难的骨头也要啃下来。”

在万小平眼中，妇产科医生既要有外科医生的果断，又要有内科医生缜密的临床思维。他始终坚信，作为一名医生，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永远排在第一位，只有拥有好的技术，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

在妇科疾病诊疗方面，要同时达到“治恶疾、保子宫、可生育”这三方面的要求，难度巨大。万小平始终瞄准这一目标——不试一下，那“一丝希望”就变成了“0”希望；但是经过努力，“一丝希望”可能变成“100%”的成功。

万小平率领团队不断优化手术操作流程，减少术中出血，最大限度减轻组织创伤，加速患者术后康复。目前，他们已成功地将腹腔镜内膜癌分期手术的标准时间控制在1小时，腹腔镜根治性子宫切除手术的标准时间控制在2小时。

万小平是一名科学“发烧友”，他认为患者需求是激发医者科研的第一原动力。他带领团队徜徉于科研的海洋中，收获乐趣与满足。

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手术切净率低，很难达到手术满意切除，常会在术后残留病灶，千万患者化疗效果不佳，短期内复发。万小平带领团队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针对晚期卵巢癌采用“化疗—手术—化疗”的“三明治疗法”，既能提高手术的切净率，又能延缓肿瘤复发时间，从而将此类患者的5年生存率由29.62% 提升至45.13%。他本人领衔的上海市医学重大课题“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研究”，在全国25家三级甲等医院推广应用，成果卓著。他关于“上皮性卵巢早期诊断及预后判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课题研究，获得2012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还是该奖项自设立以来首次授予妇产科学。

此外，“先天性无阴道手术方式改进”获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奖；“根治性宫颈切除手术保留子宫动脉技术”不仅保存了患者的生育功能，也明显改善了患者的妊娠结局。

万小平关注团队建设，先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科带头人、科主任或技术骨干。他倡导的“患者至上”的理念感染着身边的医护人员，对病人“要百分百好”成为团队的共识。锦旗、表扬信、“直说”小红榜、在线服务的患者满意率达100%，众多患者对万小平团队好评如潮。他还注重学生指导，已带教博士后3名、博士研究生30名、硕士研究生31名，这些毕业生全部成长为优秀的临床医生，其中有21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为了帮助年轻的后生拓宽眼界，比肩一流，万小平经常组织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或选派青年医生、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论坛。从国际学术舞台到国内学科平台，从临床实践到科研转化，他为年轻人打开了学科前沿的“任意门”，带领他们不断开阔眼界、更新认知。

万小平十分重视医学科普。2019年6月，他亲自带队，携手医院50多名专家赴京，接力60小时健康科普直播。这场盛举，推动了医院科普文化的建设。他认为，医务人员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治病救人，也在于防未病、普及宣传健康医学知识，专业科普是最好的手段之一。“在科普的过程中，不仅是大众能够学习到医学知识，对于我们的临床医生而言，也是一种锻炼，既能在科普中得到成长和进步，也能提高自身的诊疗水平。”

至真至诚，“职场第一课”授真经

“穿软底皮鞋，不人为制造噪音；电梯密闭空间里不要吃东西，不讨论患者病情；见人要主动打招呼，因为这是人与人沟通的起点……”

万小平给新入职员工开讲的小学生守则版“职场第一课”，曾被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公众一致点赞。

他在课上带大家重温了《小学生守则》，甚至是幼儿园时老师教大家的规矩。比如，在医院里见人要打招呼，因为这是人与人沟通的起点；医院工作人员有义务为患者和家属引路，更要履行“首问负责制”——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要帮着求助人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再简单、细致不过的规矩，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忘初心”，这份初心，是医者的初心，也是人性的初衷。

多数时候，万小平给人的感觉是严师——严谨而严格，甚至有点严厉，对工作、对自己、对同事和学生都是如此。

他每周要给团队开一次组会，每位成员都要汇报一周的学习、科研进展情况。这时，他是“铁面”导师：谁的材料不到位、实验不严谨，他马上就能发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给予改进建议，立即要求整改，直到满意为止。

回归生活，每逢节假日，他会把学生请到家里，一起做饭、包饺子，一起品茶聊天，谈笑风生……这时，他俨然是“铁杆”好朋友。

“对病人要百分百好，做到99分都不行。”万小平的话，掷地有声。在上海近20年的工作时间里，万小平在工作过的医院筹建或成立了多个诊疗中心、抢救中心、培训基地，进行学科建设。在为医生搭建丰富展示舞台的同时，也为病人创建优质的治疗平台。

“每一个没有为病人虔诚服务的日子，都是对医者生命的辜负！”这是万小平的心灵独白。无数个无影灯下起舞的日子里，他用精湛的医术和满腔的热情，不断挑战着医学领域的高难度，攻克着世界级难题，交出一份份完美的答卷。

文章来源：《医德之光》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医德楷模”奖项获奖者事迹  上海人民出版社

廖美琳，中国肺部肿瘤学开拓者之一，中国肺癌发展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获奖者

80多岁的廖美琳依然奋战在抗击肺癌的第一线，依然每日查阅最新学术资料，依然每周出诊，依然坚持参与疑难病例的讨论会诊，依然坚持课题研讨，依然坚持病房带教。她是中国第一批从事肺癌诊疗的医生，在中国的肺癌研究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

从医60余载，廖美琳先后荣获中国医师奖，全国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上海市“医德之光”奖，上海市“十佳医生”，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白玉兰医学巾帼成就奖，上海市医学荣誉奖，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先后主编了《肺癌》《肺癌诊治规范》《恶性胸膜间皮瘤》《肺部肿瘤学》《微小结节肺癌》等医学专著，参编专著1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在医学道路上，身体力行，尽显泰斗风范。

在探索中前行

“当医生就要有勇气闯禁区，我的心中总充满了为什么，我想要找出答案。”

1957年，廖美琳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进入了同年建立的中国第一家心胸专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从此，她与抗击肺癌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60年代，年仅30岁出头、还是主治医生的廖美琳，在治疗晚期肺癌患者胸水时，目睹粗大的引流管插入患者胸腔患者痛苦不堪的神情，常常感到自责和忧虑。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反复思考，她大胆地提出了新方法：用细硅胶管取代旧式的粗引流管，在实现胸水持续引流的同时，辅以药物注入治疗。这一新方法很快得到前辈的认可，一经临床运用，明显提高了病人的生命质量，在国内彻底推翻了传统的“恶性胸水不治”的观点。

70年代初，国内肺癌发病率不断上升。上海市胸科医院开设了我国首个肺癌专科病房。廖美琳作为科室骨干，积极投入到新病房的创建中。自此，她的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肺癌的诊治和研究上，一做就是一辈子。

万事开头难，那个时候医生对于肺癌治疗几乎是束手无策的。廖美琳为解决临床上的棘手问题，图书馆成了她的第二个“家”。从教材到学术期刊，任何和肺癌相关的她都没放过，中文的看完了，就看外文的，遇上不熟悉的词，就一边查字典一边看，完全泡在了书堆里。这样读书的习惯，廖美琳一直坚持至今。80多岁高龄的她，到现在还每天坚持查阅最新学术资料。

80年代，她开始勇敢地挑战肺癌最棘手难治的小细胞肺癌临床研究，在国内首先提出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改变了以往认为小细胞肺癌不能手术的观点，将小细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10%以下提高到36.3%。此后，她如斗士般地奋战在与肺癌抗战的第一线，在国内率先将靶向治疗运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又成为国内首批探索肺癌免疫治疗的学者。“要将肺癌变为慢性病。”这是她的目标，也是她奋斗的方向。近年来，肺部微小结节的发病突增，廖教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该领域的研究。2016年，由她主编的国内第一部专著论述《微小结节肺癌》出版。

仁心造就仁术

“医为仁术，厚德方可为之治。”

廖美琳总是说：“医生永远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文革”时期，年轻的她为了病人，毅然冒着被批斗撤职的危险，不停地跑图书馆翻阅资料，解决临床难题；而今，已进入高龄的她，为了病人，放弃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依然早出晚归，奋战在临床第一线。

对待病人，廖美琳一直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她和几位同行专家共同为一位病人会诊，除她之外的几位专家都认为是肺癌，廖教授在细微处发现了特殊影像。本着对病人负责的原则，她立刻反复对比病人不同时期的片子，提出病人的病情可能是霉菌感染，并仔细阐述缘由，最终病人的病情发展证实了廖教授精确的判断。事后，有人问她，众专家意见一致，她这个时候提出疑义，难道就不怕砸了“权威”的牌子吗？廖教授笑着说：“人要有一颗平常心，医学问题千变万化，放在眼前不弄明白怎么行呢？‘权威’这些我是不想的。”

在胸科医院，廖美琳是出了名的“大忙人”。医院为了照顾她的健康，给她的门诊限了号额，但凡是远道而来的、郊区外地的病人，她总是给予照顾，上午门诊常常连到下午2点。看到那些外地病人因家境困难又人生地不熟、手足无措的时候，她还主动地为他们提供住院等一系列治疗信息，热心地对这些病人“负责到底”。繁忙的工作，不规律的进食和无法兑现的休息，使高龄的廖美琳患上了胃病、肠炎，但她心里装的只有病人。胃镜检查后的第二天，她强忍身体的不适，又毅然回到她的医生岗位。

“做一个让病人看得起的医生”，是廖美琳几十年行医生涯的一贯原则。这不仅要求医生有卓越的医术，更要有崇高的品德。她最不齿的就是以医谋私的行为。对于病家的馈赠，她一概婉言谢绝，对于药厂代表的推广，她也有自己的原则——是货真价实的、药效显著的，可以联名搞科研；对于纯粹推销，加重病人负担的，坚决予以抵制。

直立为梯

“—个人冒尖没有用，关键是看有没有培养好接班人。”

廖美琳在很多场合都说：“作为学科带头人，要有自己的接班人，形成一支老、中、青的梯队，才能让前辈医生们的所学所得经久不息地流传下去。一个人冒尖没有用，关键是看有无培养好接班人。只有把接班人培养好了，后继有人了，才算真正的成功。”

作为胸科医院的首席专家，她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人才培养的艰巨任务。为了使更多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她因人施教，制定培养计划，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因势利导，毫无保留地传授带教。在耄耋之年，廖教授的带教还保持着三个“坚持”：坚持每周病房带教查房，以她丰富的学识素养，为年轻医师仔细讲解具体临床问题；坚持参与科室疑难病例的讨论会诊，为年轻医师剖析难点，开发思路，引导他们深入探察医学奥秘；坚持每周科室内的课题研讨，亲自为青年医师修改论文、提供资料和数据，带领他们走上一条规范严谨的科研道路。病区里，经常可以看到80多岁的廖美琳和一群20岁出头的医学生围坐在一起，研读CT影像和典型病例。

廖美琳还为后辈搭好平台，汇集肺部肿瘤学方面的各国精英，举办“国际肺癌论坛”。从2003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廖教授将潜心钻研的科研成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学术界的同行，更为年轻医师拓宽眼界、吸收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平台。科里的年轻医师提起廖教授，一致称赞她“聪明”，80多岁的老教授非常具有活力，对新鲜事物总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和不倦的求知欲。她常对身边的年轻医师说：“我有今天，完全是由于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廖美琳有个夜间看书的习惯，在家每晚学习到11点，值班时就每晚学习到凌晨1点，几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当中，好学的廖教授也成了科里年轻人的学习榜样。

“今天我感到最高兴的是，我们肿瘤中心内科外科相互融合，互为依托，还积极推进多学科诊疗（MDT）建设，共同弘扬胸科特色专科发展。我的众多学生纷纷成长起来，并且已经挑起大梁，像陆舜、简红、陈智伟……”说起自己得意的学生，廖美琳一脸幸福。

在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一龙教授眼里，廖美琳是肺癌领域的全才。他说：“廖美琳教授在肺癌研究上的独到眼光和开拓性探索，令人钦佩。非小细胞肺癌的新辅助化疗研究、外周血干细胞支持下的肺癌高剂量化疗、肺癌的预后因子研究，还有她专注的女性肺癌问题等，可以说，在肺癌研究领域，廖美琳教授总是执牛耳，是我们前进路上的领跑者。”

文章来源：《医德之光》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医德楷模”奖项获奖者事迹  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玉东，手外科、显微外科专家，新中国手外科奠基人，在手外科领域创下了数项世界第一。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获奖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手外科杂志总编辑，卫生部手功能重建重点实验室主任……一个个显赫头衔的背后，是顾玉东一辈子对“手”的研究。

与“手外科”结缘

“手外科是新兴学科，急需医学基础很好的人，你正合适。”

顾玉东和“手外科”的结缘其实颇有一些戏剧性。

1953年，16岁的顾玉东在中考志愿表上一笔一画地填上了“上海市卫生学校”，帮他做下这个决定的，是6年前的一位内科王医生。当时，年仅10岁的顾玉东突发脑膜炎，高烧抽搐，正是这位王医生用一夜的守护将年幼的顾玉东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这一夜，救人心切的王医生从楼上摔落，直到早晨顾玉东的症状缓解了，才意识到自己的脚趾骨折了。虽然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王医生的姓名，但无疑从那时起他就成了顾玉东的偶像，“内科医生”这个职业也深深刻在了顾玉东小小的心里。即使时至今日，顾玉东也常说：“我想当一名像他一样的好医生。”

16岁考进上海市卫生学校，18岁卫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化工厂医务室当医师，19岁在工厂领导的支持下考上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一级教授占据全国医学界的半壁江山，顾玉东在此完成了5年的学习。在上医，贫乏的物质条件和众多的业界大咖相映成趣，顾玉东非常享受：“听林兆耆教授讲内科学，每堂课都是一种享受；解剖系齐登科和郑思竞教授知识渊博，上课富有激情；病理学谷镜汧教授讲课生动，且注重和临床结合。”他好像找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人生状态。很多年后，顾玉东这样概括“上医精神”：“苦学、淡泊名利、不被外界的纷繁浮躁干扰，专心做学问，专心看病，专心为人民服务。”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鞭策下，在大学期间总共超过1000次的大小测验中，他全是满分。临近毕业，顾玉东选择内科心血管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写的一篇关于心肌梗死的文章被《中华内科学杂志》成功录用。一切都向着“内科医生”的既定轨道稳步发展。

然而，1961年，顾玉东从上医毕业时，却意外地被分配到了华山医院骨科。医院领导对他说：“一是要服从组织分配、国家需求；二是你要去的骨科新分支——手外科是新兴学科，急需医学基础很好的人，你正合适。”就是这样一句话，顾玉东被说服了。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内科可能就此少了一位好医生，但手外科多了一位巨匠。

永远从零开始

“不要让病人带着希望来，带着痛苦走！”

双手掌心相对，十指相对，指指相接，看上去就像一个数字“零”。这是顾玉东很喜欢的一个动作细节。他说，在手外科的医学临床上，要追求的是“零”失败，然而自己所有的成果加在一起，还没做到这个“零”。

手外科是一个年轻的医学分类，1961年顾玉东进入的华山医院手外科，是国内第一个手外科独立科室。刚诞生的手外科，就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而对于顾玉东来说，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从1961年到1966年，大量病患涌入这个新鲜的科室，印证了社会对于手外科的强烈需求。顾玉东更是没日没夜地扑在临床上，一干就是五年。

1966年2月13日，是顾玉东很难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他参与的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在华山医院进行。经过了22个小时的手术台塵战后，顾玉东和他的伙伴们成功地通过足趾移植为病患再造了一根拇指。而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刚刚开始相关治疗方案的动物实验，距离首次成功还有整整6年时间。从“零”到世界第一，中国手外科仅仅用了5年时间。

然而顾玉东并不满足，在完成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近100例之后，他有了7例失败，他还没能达到“零”失败的目标。“医生的职责就是给病人解除痛苦，手指没好，还少了一个脚趾，等于还增加了痛苦。”问题在哪里？带着不甘心，顾玉东一头扎进临床，又是五年。

1986年，在治疗一位因交通事故上肢瘫痪的病患时，顾玉东创造性地从病人的健康手臂中取一根颈7神经借给患侧，使瘫痪的手臂恢复功能，独创了“健侧颈7移位术”。对此，国际著名臂丛专家纳拉卡斯（Narakas）在专著《臂丛疾病》中，高度评价道：“顾（玉东）不仅在160多例患者中完成了膈神经移位，还完成了健侧颈7移位术，这是我们西方医生不敢想的！”

1987年，顾玉东在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中独创了“第二套供血系统”，终于在足趾移植手术领域中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零”失败，也第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有人说，顾玉东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魔力，他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不管是面对成功还是失败。“健侧颈7移位术”能够成功的科学解释是什么？面对术后肌肉萎缩，如何恢复和重建手内部肌的功能？这些难题不断激励着顾玉东，他再一次从“零”出发。

扶贫攻坚战中的“白求恩”

“通过医教协同，方可深入扶贫、精准扶贫，实实在在地扶贫，造福更多病家。”

在华山医院手外科，每年的3月3日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全科都要重温白求恩精神，还要颁发科室内的“白求恩奖”，这是顾玉东立下的规矩。他说，3月3日是白求恩同志的生日，一个出身优裕的外国人，不远万里地来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体现的是医生的“大爱”，是值得每一个医生一辈子学习的。

2019年，顾玉东参加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在宁夏银川正式拉开了“医教扶贫中国行”首站的帷幕。经过精心筹备，顾玉东团队中的华山医院副院长、手外科徐文东教授，手外科沈云东副教授带队为当地开展了两台“健侧颈7移位术治疗中枢性偏瘫”的手术示范教学。华山医院手外科团队手把手地教授指导，为宁夏同类手术的开展、开拓提供了参考与范本。徐文东教授介绍说，针对中风等脑损伤导致的上肢偏瘫，通过手术将健康侧的颈神经，移至瘫痪侧的颈神经，让偏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相连接，以此激发健康大脑半球的潜能，借助“手—脑”互动，单侧手臂瘫痪患者有望恢复上肢功能，“而这，正是基于老师顾玉东30多年前国际首创‘颈7移植’的新拓展”。

在武警宁夏总队医院手外科，顾玉东团队定期提供技术咨询、手术指导、疑难病例指导、学术报告等，帮助当地学科技术得到全面提升。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还发挥“互联网＋”优势，开展远程查房、远程教育、远程会诊等工作，通过常态化帮扶，致力为当地培养一支理念先进、水平过硬的技术队伍，提升学科整体医疗水平，服务更多百姓。这也意味着，国内手外科最高水准的医疗理念、适宜技术，已在西部地区扎实生根。顾玉东说：“通过医教协同，方可深入扶贫、精准扶贫，实实在在地扶贫，造福更多病家。”

在顾玉东的办公室里，除了他从医半世纪所获的各类证书，还有自1963年起，他坚持为患者制作的病历档案和病历卡片，也许正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对病患真切的关心，才助他一次次突破医学禁区，让中国手外科屹立于全球第一方阵。他说：“医生的成长是无数病人用痛苦、鲜血乃至生命所作的奉献。用热情、责任、进取和无私回报病人，是医生的天职和受人尊敬之处。”

文章来源：《医德之光》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医德楷模”奖项获奖者事迹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丁文祥，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荣膺世界儿科和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协会“终身成就奖”。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获奖者

每周五上午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诊室里，你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戴着助听器的老专家。有时孩子上午检查还没做完，他会告诉家长，中午睡一会，下午做完检查再过来。有时他会考虑到外地来沪就诊家庭的实际情况，把工作时间延长到下午两三点。“帮助他们当天做完检查、看完报告，这样他们可以省下一天住宿费，当天回家。”患者不知道，这个贴心的老者已年过九十。他是我国小儿心脏外科的奠基人、“泰斗级”人物丁文祥。

在70多年的行医历程中，丁文祥领衔的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2019年，他被中共中央文明办授予“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被世界儿科和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同时获评中国小儿心胸外科“终身成就奖”、上海医学发展“终身成就奖”等；2020年，获评上海市“医德之光”荣誉称号。

成事应有不渝志

“做医生不仅是糊口，还要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

出生在安徽宿县的丁文祥，起初并不热衷于医学，但在父亲的坚持和同伴们的影响下，在18岁那年放弃了喜欢的理工科，从安徽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医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多年后，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丁文祥笑着说：“我每天早晨很早就来到教室门口，等待管理教务的神父来开门。神父见我如此刻苦用功，还为我申请了奖学金，帮助我顺利地完成学业。”

1954年，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丁文祥在广慈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前身）工作。1958年，年轻的他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在治疗一种名叫肠套叠的婴幼儿常见病上取得突破，发明了一种空气灌肠器的疗法，让90%的患儿避免了开腹手术。这以后，他又将目光投向小儿外科难度最大的分支——小儿心胸外科。在1963年3月从瑞金医院转至新华医院任职后，他就把自己全部的研究精力集中在小儿心胸外科的发展上。

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5月，一心想赶上国际小儿心脏外科医学潮流的丁文祥遭遇“文革”。他头顶“白专”的帽子，一度被迫离开医生的岗位，做起病房工勤人员。直到1972年，“文革”后期，迫于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紧迫形势，医院重新召回被下放到安徽的丁文祥。事业重获转机的丁文祥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中，向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疗发起了冲锋。

1974年，丁文祥在新华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心胸外科，当时整个科室只有6位医生、7张病床，每天仅能做一台手术。科室虽然有了起步，但是设备还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丁文祥拉上同伴就往医院隔壁的上海电表厂跑。上海市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刘锦纷教授回忆说：“当时我刚到科室报道，丁老师对我们说，下午跟他一起到隔壁‘上海电表厂’看看正在研制的小儿人工心肺机。那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医生很特别，不待在医院跑工厂。”在回医院的路上，丁文祥向刘锦纷讲了要开展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宏伟蓝图。“所以我们不能等国外的仪器设备，必须自主研发。”丁文祥非常坚定地说。很快，他设计并监制的国内首台小儿心肺机问世了，小儿心脏手术的各种氧合器问世了……这些器械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为我国开展婴幼儿心脏手术提供了基本条件，被同行广泛应用和称赞，称其为“丁氏”器械。

风物长宜放眼量

“今天的医生不仅应该闷头看病，更应该放眼看世界。”

小儿心肺机的问题解决了，人工膜肺的难题又摆在丁文祥的面前。20世纪80年代，小儿心外科的主要手术是在零下18摄氏度到零下20摄氏度的深低温环境中完成的。丁文祥回忆说：“那时候连续做了9个病人，4个死亡。”原因究竟在哪里？“当时美国对我们封锁了，不让学，我就去日本学。”在日本，丁文祥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日本用的是美国进口的人工膜肺，我们用的鼓泡式人工肺，成人用没问题，小孩子用不了。”回国后，丁文祥就发起了与复旦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上海市肺科医院之间的三方合作，踏上了研制“人工肺”的征程。1985年，首例使用国产膜肺的深低温停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成功实施，又一次为小儿心胸外科的学科发展树立了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任世界健康基金会总裁威廉•华尔许（美国）途经上海，拟考察一家中国医院的心血管专科。丁文祥和他的小儿心胸外科接下了这个任务。在交流过程中，丁文祥全面地介绍了自力更生开展小儿心脏外科手术的过程，并展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手术器械。威廉•华尔许非常震惊于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在当晚的交流晚宴上，一份“三年合作协议”的设想摆在了丁文祥的面前。合作的内容包括：美方免费提供医疗装备，包括一间手术室、一间监护室、四个床位的监护仪，邀请美国最著名的小儿心血管内外科医生、护士到新华医院给予业务指导，把新华医院心胸外科的医护精英送去美国进修学习。不久之后，由波士顿儿童医院率领的小儿心血管内外科团队来到新华医院，指导开展国内首例大血管错位纠治术。这份“餐桌上的协议”为小儿心血管学科开启了国际合作的大门。

1988年，一个更加大胆的设想在丁文祥的大脑中产生——与世界健康基金会合作，在上海合作建立一家高标准、现代化的儿童专科医院。中美合作筹办一所医院，在当时来讲是“破天荒”的事情，消息一出，舆论一阵波澜。在丁文祥的牵头奔波下，上海市政府选址浦东塘桥地区，开始了筹建工作。可从1988年到1998年，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项目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推进，也遭遇过因政治影响而被迫中止。历经十年，终于在1998年6月1日建成开张。江泽民同志亲笔为医院题写院名，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亲临开张典礼并剪彩。2017年1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体单位之一，站在更高的起点，守护全国儿童健康。

丁文祥说：“机遇是转瞬即逝的，如果无法抓紧眼前的机遇，我们会错失许多发展的可能。今天的医生不仅应该闷头看病，更应该抬头看天，放眼看世界，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赢得机遇。〞

医“心”先需有“仁心”

“在我们家的饭桌上，术后的患儿经常是讨论的话题。患儿的安危直接影响着全家人的心情。”

病人在丁文祥心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周末假期，还是夜深人静，往往是医院一个电话，他二话不说立即就往医院赶。从上海西部的长宁区新华路，到上海东北角的杨浦区新华医院，这条由家到单位的路上，曾经是丁文祥最熟悉的风景。

他骑着自行车，攻克了一种病症，又挑战更复杂的病症。

女儿丁瑜回忆父亲当年的工作情景说：“他整日整夜在医院忙，全然顾不到我。几天之后，患儿终于度过了危险，才见他万分疲惫地回来，唇边都起泡了。在我们家的饭桌上，术后的患儿经常是讨论的话题。患儿的安危直接影响着全家人的心情，患儿如果几经危险转危为安，我和妈妈也都如释重负一般。久而久之，连我这个从未学过医的人，对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病种、病征都耳熟能详了。”

丁文祥自己常常教年轻医生“做医生的道理”。他要求年轻医生多做些“换位思考”：“你不要光给人看病，你多关心人家一下，他是从哪里来的、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家长对孩子有哪些期待。你了解了病人的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给人家做治疗方案。”

如今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脏中心，从最初的7张病床，发展为108张床位、47张ICU监护病床；年手术量由最初的百余台增加到近4000台，保持在全球儿童专科医院之首，手术总体成功率高达98%。丁文祥在国内首创的小儿先心外科培训班带动辐射全国各地50多个地区100多家医院，累计培训小儿心血管专业的医护人员千余人次，为全国30余家单位建立小儿先心病诊治中心。丁文祥说：“柳叶刀光虽寒，重筑人心则暖。和先心病患儿在一起，我就很温暖。”

文章来源：《医德之光》上海市首届“医德之光”“医德楷模”奖项获奖者事迹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利用人工智能助力研发，上海医学科学专家在帕金森病治疗领域取得突破成果。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泰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在线发表帕金森病治疗领域重磅研究成果，在全球首次发现了帕金森病全新治疗靶点FAM171A2，并基于该靶点发现了可以延缓病程的候选药物。

周平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教授，2016年获评“大国工匠”称号，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奖项荣誉。他带领团队在内镜领域开创了多项全球创新技术，从零起步成为“全球内镜标准制定者”。

上海市医学会眼科专科分会第四、第五、第六届眼科专科分会委员

日前举行的全球最大规模乳腺癌会议——2024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会议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发布的一项改变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模式的临床III期关键研究成果成为关注热点。这项研究在常规蒽环、紫杉、铂类、环磷酰胺化疗基础上，联用中国原创免疫治疗新药卡瑞利珠单抗（一种PD-1单克隆抗体），将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病理学完全缓解率提高12.1%（从44.7%到56.8%），显著优于当前常用的化疗方案。

11月21日，一项中国团队的重磅医学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级医学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这项研究聚焦临床常见的神经外科疾病之一——非急性硬膜下血肿的治疗新方法。这项研究由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华山）、全军脑血管病研究所（长海）指导，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毛颖教授团队和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建民教授团队牵头，联合国内31家神经外科及脑血管疾病中心共同完成，研究历时3年多完成。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在医学领域亦是如此，新技术为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等带来了新视野，甚至已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在这样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学习是否仍有意义?医生的角色会不会发生改变?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医生的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带来了他的思考。

11月13日，为彰显卫生健康行业新风，深化文明行业建设，进一步激励广大医务人员认真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在上海市文明办、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下，上海尚医医务工作者奖励基金会和上海医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举办上海市第三届“医德之光”“医德楷模”选树活动，周俭教授获评“医德楷模”。

11月22日，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正式公布2024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奖者名单。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孙晓东教授荣获2024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刘芳 上海市医学会第十二届儿科专科分会委员

张伟  上海市医学会第十一届骨科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

刘珅  上海市医学会第十一届骨科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届手外科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第八届显微外科专科分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