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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坚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与医院，先后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澄衷医院（今上海市肺科医院）、中山医院，并与中国红十字会订约合作，接管该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还创立中华医学会并担任创会会长，为中国的医学团体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颜福庆还关心社会福利事业，积极承担卫生防疫及妇幼保健等社团组织的领导工作，开创了中国西医从落后到奋进的格局，是中国现代医学的设计者和开创者。
1886年，近代西方传教医师在上海创办中国博医会。颜福庆是博医会最早的中国医生，常常面临其他会员狐疑不屑的目光，这让颜福庆萌发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体的想法。颜福庆主张西医必须中国化、大众化，因此在1915年2月5日，颜福庆与伍连德、刁信德、俞凤宾、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萧智吉（早年资料为“萧智吉”，近年资料多为“肖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钟拱辰、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共21人在上海集会，成立中华医学会，颜福庆被推选为会长，伍连德任书记，刁信德任会计，俞凤宾任庶务，曹丽云、萧智吉任协助员。学会事务所设在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34号俞凤宾医师诊所。同年11月，颜福庆在《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创刊号上发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宣告学会宗旨为：“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
1916年2月7日，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开幕。颜福庆发表致词呼吁：“维护医生的荣誉和职业的尊严。”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等西医先贤为中华医学会的生存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其自主性和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自主发展医学事业的壮美画卷由此展开。
1932年4月，经过颜福庆、伍连德等人的努力，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执委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双方采用通信表决的方式征得全体会员的同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中文名称仍为中华医学会，并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同时，《博医会报》并入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2月在上海成立。其后，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于1917年4月2日建立。
这是中华医学会第二个支会（第一个支会是广东支会），1932年12月起改称为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1991年更名为上海市医学会并沿用至今，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是我国知名度高、权威性强的医学学术性团体之一。上海支会初创时，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等西医泰斗关心支会的工作，会址暂借南京路34号中华医学会事务所（俞凤宾医师诊所）。1920年8月，上海支会会所又随俞凤宾诊所迁往上海南京路p字352号，1925年又暂借中华医学会租用的上海西藏路540号时疫医院的两间房子作为会所。1932年后，会址又迁至中华医学会池浜路（今慈溪路）41号会所。1943—1950年，颜福庆居住在武康路40弄4号，那是一幢英国乡村别墅式花园住宅，也成为学会聚会的地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从而使分会的工作迅速发展起来。1949年12月15日，分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年会，并进行理事会改选，本市许多医学专家、教授担任了理事，在学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50年，专科分会增加到13个，颜福庆的许多学生都在学会中担任工作，如李穆生曾为副理事长，吴绍青、钱惪、吴在东、杨国亮、荣独山、苏德隆、粟宗华、崔之义、顾恺时、邹仲、左景鉴、戴自英、汪士、孙忠亮、余鼎新等曾为常务理事。1956年6月，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迁到北京东路国华大楼二楼办公。国华大楼是一所银行兼高级办公楼，条件较原来慈溪路石库门旧式里弄（今已拆迁，成为静安雕塑公园的一部分）有了很大的改善。1959年2月又迁到北京西路1623号大楼内，办公室、大会场和图书馆的条件都得到进一步改善。1963年12月，分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改选了理事会，充实了新生力量。颜福庆的学生周诚浒成为该会历史上第一个专职副会长。当时学会成员大部分是兼职的，从1963年开始，一些医学专家成为学会专职干部。从1963年12月分会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资料中可以看到，王聿先（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为会长，王希孟（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苏祖斐（时任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应元岳（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周诚浒（专职）、崔之义（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崔予庭（专职）、程门雪（时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邝安堃（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聂传贤（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为副会长，赵国宝（专职）为秘书长，文炽（专职）、金坚（专职）、汪润瀛（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处长）、洪雪（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处长）、徐守仁（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处长）、陆树范（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处长）、彭治生（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处长）为副秘书长，学会工作继续向前发展。学会成员中，不乏颜福庆的得意门生，周诚浒就是其中之一。周诚许1922年毕业于颜福庆创办的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又跟随颜福庆来到上海医学院工作，是国内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早在1937年就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第一任主任委员，负责编辑《中华医学杂志》，审定《眼科名词汇》。曾在上海医学院任眼科主任、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副会长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诚浒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眼科杂志》副总编辑。1963年后，周诚浒在学会中紧密配合完成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围绕眼科疾病防治开展工作，指导基层开展近视眼、沙眼以及眼外伤防治，并提出近视眼的“调节紧张学说”和真性、假性、中间性的分类，主张功能性的假性近视不宜戴眼镜纠治。在他的倡导下，1964年上海市成立了青少年视力保护委员会。
颜福庆少年历经坎坷，克服种种困难学成回国，一生致力于建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身体力行地践行“为人群服务”的精神。颜福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他创设预防医学系，鼓励学生去农村开展公共卫生保健工作，以缓解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告诫医学生毕业后不要去私立医院工作，应当去公立医院为低收入的病人服务。建院初期，师资奇缺，学生也不多，颜福庆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卫生公所，即吴淞卫生公所，要求学生必须去农村卫生所实习，开展农村公共卫生教育。他甚至将优秀学生直接送到农村进行培训，以达到医学服务社会和大众的目标。
在颜福庆的影响下，不少医学专业的毕业生，选定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故而也培养出了一批公共卫生学专家，如李穆生、苏德隆、张炳瑞、戴天右、顾学箕、乔树民、郁维、王霖生、周萼芬、沈育民、王兆俊、马龙瑞、盖宝璜等，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在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的同时，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等也重视公共卫生团体的建设，伍连德教授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1933年，颜福庆与伍连德等共同发起建立中国防痨协会。1937年，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上海公共卫生学会，颜福庆为第一任会长，1951年6月3日，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上海分会正式成立，由李穆生（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和苏德隆（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分别担任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并推定了各学术组召集人，逐步展开学术研究及推广等工作。1956年12月14日，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上海分会更名为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卫生学会（今上海市医学会卫生专科分会）。颜福庆支持学会的工作，李穆生和苏德隆都是颜福庆的学生。1979年学会复会后，第一届主任委员是苏德隆；1984年，第二届主任委员是苏德隆的学生陈秉衡；1989年，第三届主任委员是西医泰斗俞凤宾的孙子俞顺章，他也是苏德隆的学生，俞顺章前后连任两届主任委员。此后上海市医学会卫生专科分会的主任委员多由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担任，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都源于最初颜福庆对公共卫生学的重视。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是中华医学会中成立最早的专科学会，于1935年成立。颜福庆是早期会员，他的儿子和孙子也都是会员。20世纪前期，医史学会是中华医学会这一西医学术团体中唯一接纳中医背景成员的专科学会，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在李涛与王吉民的主持下，团结了当时中西学界的多位专家，为中西医学史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8年7月，中华医学会正式成立医史博物馆，设在上海池浜路41号中华医学会总会内，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史专科博物馆，当时馆藏有400余件医史文物，由王吉民任首任馆长。
抗战时，池浜路41号还有中华医学会牛惠生图书馆，其中也不乏珍品，特别是一些中医孤本珍籍和医史文物。为了防止它们落入敌手，侯祥川、富文寿、乐文照、周诚浒、王吉民等会员，全力守护学会的财产，把上述珍本与文物分散保存在会员家中，直到抗战胜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无一丢失损坏，称得上沦陷区学会工作的奇迹。颜福庆的住所武康路40弄4号，也是保存这些珍品的地点之一。现在，这些中医孤本珍籍收藏在北京西路1623号上海市医学会图书馆里，医史文物则在浦东张江的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继续发挥作用。颜福庆的一生，是无私忘我、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全心奉献的一生；是心系民众、倾力普及医学卫生、维护国民健康的一生；是德艺双馨、胸怀大爱、广博睿智的一生。我们应该恪守颜福庆缔造的西医必须大众化、中国化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致，砥砺奋进，为健康中国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对颜福庆先生最好的告慰。作者：陆明 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顾问、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原图书馆与档案室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