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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无双——伍连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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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为上海市医学会“百年学会 医心为民”第七季移动电视节目,特别鸣谢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伍连德家属。内含版权素材,二次剪辑请联系“上海医学人文”公众号授权。



人物简介

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7岁留英考试位列榜首而获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医学。


1903年,他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资格考试,荣归故里行医。1907年,他回到中国,立志将自己的所学知识和报国热忱奉献给祖国。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梁启超1924年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1937年,伍连德返回马来西亚行医。1960年,伍连德于槟州家中病故,享年81岁。


他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创始人,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现代检疫制度。到现在我们都能从这个制度中不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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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中华医学会会议上发言要用中文。

——伍连德



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上海举行,伍连德被选举为会长。当选后,他致辞的第一句话便说:“我建议中华医学会会议上发言要用中文。”中华医学会是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现代医学学会,所以要使用中文发言,这一倡议立刻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伍连德的这一倡议有着重要意义,按当时中国医生的语言水平,他们学习西医基本都使用英文,也有兼用法文、德文的,把中文作为工作语言,反映的是团结广大中国医生、体现民族文化、开拓民族医学事业。


卓哉医会 念载名扬




西方医术伴随教会传入中国后,外国医生在国内陆续创建了许多医学组织,其中规模较大的当属博医会。这是一个在华外国医生组织,入会医生必须有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的经历,或者是外籍人士,还必须信仰基督教。伍连德曾想加入博医会,但因为他不信奉宗教,所以只能成为博医会第一位准会员。伍连德发现,当时各类西医组织都将中国医生拒之门外,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医生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医学的整体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以伍连德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医生萌生了创建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医学组织的想法。

1915年2月,在上海参加博医会年会之际,21位中国医生齐聚一堂,共同提出创建一个医学组织,并将其命名为“中华医学会”。就这样,首个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医学组织应运而生。经过商议,推举出了首届领导集体:由颜福庆担任创会会长、伍连德出任书记、刁信德负责会计、俞凤宾担当庶务等。伍连德亲自起草了学会的章程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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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915年《中华医学杂志》

次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召开,伍连德被推选为会长,并连续担任了两届,在扩大中华医学会的会员规模和创办《中华医学杂志》两方面都付出了诸多的心血。他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中华医学会作为中国人首创的现代医学学会,很快便赢得了当时各界人士的广泛拥护,得以快速发展壮大。自1917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开始,博医会年会便与其联合举办。伍连德作为会长,发表了《中国医界执业之先决课题》,具体提出中国医学界规范化、标准化与法制化的九大课题。1928年学会编写了《中国医界指南》,旨在团结全国各地医生;1933年出版的《中华医生条诫》是医学会医德伦理建设的重要文件。早在1915年,颜福庆就发表了《医家之责任》,1916 年伍连德编写了《尊重医德刍言》,着重提出要尊重医德医权。这些书籍和文章如同明灯一般,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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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博医会报》并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医学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医学组织。随着组织的不断壮大,学会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开办了各种科学会议和研讨会,每个周末都举办公开演讲,并邀请民众参加,能容纳千人的大厅常常是座无虚席。不仅如此,为培养高级医学人才,学会每年还负责推荐10名医生出国留学。

伴随着中华医学会的蓬勃发展,会址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26年,学会第六次大会上,伍连德发表了《发展中华医业说》,其中提及募集10万元在上海建立永久会所一事。随后以债券形式募集款项,于1931年8月购置了位于上海池浜路的一所楼房,购置费36000元,修理费4000元。其中学会凑足三分之一的款项,剩余三分之二由伍连德、牛惠生、朱恒璧先行垫付。当年9月学会迁入此地,直至1950年才迁到北京。当时,伍连德还主动提出将自己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今为东堂子胡同4-6号)的私宅捐献出来,作为学会迁京的新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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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华医学会用3.6万购置了上海池浜路41号二层楼房一所,建立了第一处正式会所

1925年,根据王吉民的建议,伍连德花费3000元收购了一家藏有各种古代医学珍本、善本的小型图书馆,并捐赠给了中华医学会图书馆。1940年,中华医学会迁至昆明,举行了第十三次会员大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学会经费支出面临着重重困难。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伍连德知晓情况后,分批汇来了1.2万,用以补充学会经费。1947年和1950年,伍连德又将北京家中(东堂子胡同55号)所收藏的各种图书捐赠给中华医学会。

在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人首创的现代医学学会已经成为国内医学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医学会,同时也代表中国西医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伍连德对学会建设无论是组织层面、精神与文化层面(如杂志与图书馆),亦或是物质层面,都是鞠躬尽瘁,竭尽心力了。

如今,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中华医学会,在国内外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持续推动国内医学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医学方面的交流。

医学杂志 不同反响




1915年中华医学会创会之后,伍连德就担任了《中华医学杂志》的总编辑,刊载中华医学会相关信息并接受会员医生的投稿。该杂志的第一期于1915年10月用中英双语出版。第二期于1916年3月出版,此后改为季刊。自1924年到1934年为双月刊,从那时起直到1950年,每月均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出版,这种双语刊物,在中国医学界属于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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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创刊号


1915—1921年,《中华医学杂志》一直由伍连德任总编辑,之后这项工作交给了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总办牛惠生,再后来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免疫科主任林宗扬。伍连德在自传中回忆说,《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后即广受欢迎,来自化工业、制药公司、医学书籍出版商等工商界的广告收入“相当可观”。由于具有了强劲的经济实力,中华医学会便在上海买了一所房子(上文提到),并将其改造为现代办公室和医学书刊阅览室,阅览室藏有可观的医学书籍和刊物,免费向会员、来往的医师和感兴趣的访客开放。

如今,《中华医学杂志》仍在出版发行,百余年来,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特别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为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加强中外医学学术交流,普及医学卫生知识,提高国人健康水平,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享誉中外,深为学界所推重。

海港检疫 收回主权




海港检疫是一个国家外防疾病输入的重要关口,涉及保护人民健康和国门安全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和检疫事务就控制在列强手里。尤其在清末民初时期,进出我国国门的船舶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然而海港检疫却几近形同虚设。近代沿海地区多次发生的鼠疫、天花与霍乱,多为海关检疫疏漏,由外国船只或外国人员输入,进而造成极大损失。
当时的海港检疫工作,缺乏明确的法规与制度作为依据,各个港口各行其是。以上海为例,当时有个名为“卫生处”的机构,由中国政府与各国驻沪领事团共同授权给上海税务司管理,但其行为要征得各国驻沪领事团同意。而事实证明,这些外国领事往往会将保护贸易利益置于首位,不惜牺牲中国的防疫工作。当时,医官有权签署检疫证书与入境检疫证明,于是有人公然收取费用,甚至将医官职务当做商品买卖,医官职务的“售价”竟然可高达五六千英镑之多,乱象丛生。
海港检疫关系着国家安全。1924年在檀香山举行的食品保藏会议、1927年在香港举办的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的联合会议,伍连德都曾建议重新组织国际预防医学这一重要部门,力求将疫情阻挡在国门之外,并多次向中国政府和卫生组织建议,要确保国门安全,切不可交由外人随意处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置卫生部,伍连德提出的相关意见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经过两年与国联代表团的共同考察研究,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国民政府决定在上海设立国家的海港检疫管理处,统一管理全国边关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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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1日,直属于国家卫生署的国家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在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内隆重挂牌成立,伍连德任处长兼所长。同月,还召开了中国第一届检验检疫会议,并根据1926年在巴黎签订的《国际卫生公约》制定了中国自己的《海港检疫章程》,规范了中国海关检疫工作。其文本在世界各地政府卫生部门广为流传,成为标准和范本。当时还颁布了《海港检疫消毒蒸熏及征费规则》《海港检疫标式、旗帜及制服规定》《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传染病预防条例》等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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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决定统一全国各地海关检疫部门的管理。自1931年1月1日起,收回或新建了厦门、汕头、汉口、营口、安东港的检疫机构。1932年,又进一步收回或新建了广州、天津、大沾、秦皇岛及海口的检疫机构,并对实验室、医院等设施进行了完善。
自此,中国海港检疫主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解决了以往港务、警察兼办检疫工作时出现的系统混乱、条法不一等诸多问题,高效地发挥了外防输入的重要职能。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画册》《国士无双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等


编写:张萍(上海市医学会医学人文之家)
审核:王丽丽(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