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践德——钱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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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由上海市医学会、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联合出品，内含版权素材，二次剪辑请联系“上海医学人文”公众号授权
在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史册上，在上海医学院为人群服务的征途上，在重庆医科大学创建发展的丰碑上，永远铭记着一个名字：
他用自己的一生
为后人树起一座常亮不熄的灯塔
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用赤诚镌刻初心
用热血践行使命
他把个人命运
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
无怨无悔扎根在西南大地
他把自己的心和魂
深深融入了重医的发展历程
他救死扶伤，助人无数，他陶铸群英，勤育杏林。他就是重庆医学院开拓先驱、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钱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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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4月23日（旧历），钱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两辈都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父亲博学广识，孤高自赏。钱惪在兄妹六人中居长，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小学时，钱惪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熟读孔孟之书和名人传记，尝过悬梁刺股之苦。
1921—1925年，钱惪就读于江阴南箐中学。江阴县素称忠义之邦，南箐中学是国内优秀中学之一，校训为“忠恕勤俭”，教育严格，校风严谨。加之钱父“立身之道贵在不求于人而有助于人”的教育，儒家文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熏陶，塑成了钱惪刚毅正直、勤奋踏实的作风。中学毕业，钱惪选择了学医的道路，以求将来能够自食其力,不必俯仰于人。
1925—1927年，钱惪就读于江苏医科大学预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创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钱惪在预科毕业后考入位于上海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医学院独立办学，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旧社会，读大学很不易，国立学校收费较低，但淘汰率很高，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淘汰率经常在50%以上。凭借自身的勤奋好学，1932年，钱惪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立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
受钱惪的影响，其弟钱礼也毅然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兄弟俩的人生步履惊人相似：1935 年，钱礼考入了哥哥曾经就读过的上海医学院，并先后在南京、重庆的中央医院工作，成为国内著名的内科和外科专家。1958年，钱惪远赴西部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时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附属第二医院外科主任的钱礼，也奉调参与创建温州医学院（现温州医科大学），两人又在同一时期分别担任两所医学院的院长。兄弟俩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为两所医学院的发展，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医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2年，刚刚从上医毕业的钱惪
钱惪毕业后，申请入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竞争依然激烈。按规定只有通过总住院医师关，才能升任主治医师，而总住院医师一年只有一个名额，除了努力争取别无他法。钱惪在担任住院医师期间，大部分时间蹲在病房，熟悉病人，配合护士长管理病房，指导和帮助实习医师完成各项治疗工作和病史记录，这个时期是临床实践最多的时期，也是打基础和促成长的时期。钱惪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要的锻炼，最终顺利通过总住院医师关，升任主治医师。
担任主治医师一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中央医院逐步内迁。就在撤退前夕，钱惪故乡沦陷，怀有身孕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惨遭敌人杀害。遭此国难家仇，对钱惪来说，医学已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份神圣的事业。后撤途中，到处是离乱景象，各种传染病流行，满腔正义感的钱惪参加了红十字会，成为永久会员。一路上，钱惪救死扶伤，并把自己大部分收入捐给了国家。
1939年，南京中央医院西迁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组建重庆中央医院，钱惪主持医院的内科工作。当时人手不足，物质条件极差，且敌机轰炸频繁，困难重重。又因重庆是国民党陪都，中央医院是重庆的第一号医院，除门诊病室工作外，还有不少保健工作和出诊。加之国立上海医学院于1940年由昆明迁至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惪又兼了母校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身兼数职的他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
1989年，钱惪撰写了《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纪事》一文，回忆了在爱国精神鼓舞下，国立上海医学院师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弦歌不辍、顽强拼搏的艰苦岁月。
1940年，钱惪（右）在歌乐山重庆中央医院
1944年，钱惪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身在美国的钱惪，心里始终惦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当一年进修期满之时，正是日本投降之时，他心情振奋，满怀希望，乘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钱惪继续受聘为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让钱惪失望彷徨，无所适从。在家里几乎断粮的情况下，钱惪拒不接受学生们送来的粮食，并义正严辞地回绝了好心人劝他去台湾的好意。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正是他选择了与祖国人民在一起，才成就了他医学事业辉煌灿烂的篇章。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凄凉，人称“瘟神”。由于上海郊区池塘湖泊密集，青浦县、嘉定县等方圆几十个县都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曾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水乡，由天堂变成了地狱。
1950年，驻扎在沪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不久出现了发烧、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都动员起来，千余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任命钱惪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
钱惪（中左第二人）带着医疗队出发
当时解放军病员散住在农民家中，睡着地铺，钱惪在工作之余好奇地观察他们，并向农民了解部队作风和军民关系。得到的答案是：子弟兵，鱼水情。军队首长也经常到驻地，亲切地询问钱惪的生活、工作情况，使他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他决心竭力为共产党服务。
钱惪与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身背行囊，不顾自身安危，废寝忘食地逐村逐户进行排查和治疗。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治疗血吸虫病的锑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时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部分医务人员怕出事故，主张减量用药，并不无好心地劝钱惪：“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钱惪一笑了之，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钱惪（右一）与医疗队领导研究工作
同时，钱惪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万余名。由于钱惪的特殊贡献，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惪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钱惪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刊》中对钱惪作出如下介绍：“他是一个具有高深学理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上海郊区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中，不避风雨，不辞劳苦，坚持‘病员在哪里，就到哪里去’的良好服务态度，关心病员，无微不至，因此，得到广大病员的热爱。在工作期满之后，他曾两度自动要求继续工作，他说：‘大众需要我，我就一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这种精神为医务工作人员作出了优良的榜样。”
此后，钱惪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全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担任了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并主持编写《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按此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他还多次去湘、鄂、川等重灾区检查和指导工作并进行讲学，辅导当地医务人员。1954年8月，钱惪在灾区讲学期间，他的母亲忽然离世，强忍着悲痛的心情，他仍坚持完成了预定的讲学计划。在讲学结束时，他勉励学员献身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悲不成声。
钱惪先后在《医务生活》和《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用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的几个问题》《血吸虫病的治疗近况》和《锑剂治疗血吸虫病172例死亡病例的综合分析》等文。他在这些论著里指出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在当时仍以酒石酸锑钾为首选，并探索了其最佳剂量和疗程，建议将疗程从一个月缩短为15～20天。1955年以后，受当时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思潮影响，一些地区积极推行７天疗法、３天疗法，甚至一针疗法等治疗方案。钱惪进行实地考察，严格总结资料，指出短期疗法的远期疗效并不理想，必须进一步修订方案，以求收到最好效果。这些观点对当时的短程热潮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治疗中的失误，保护了病员。
血防英雄们合影（左二为钱惪）
1958年到重庆后，钱惪随即担任了四川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当时重庆附近的广汉、德阳、绵阳等川西地带水网交错，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每年秋季钱惪都要带着重庆医学院的医疗队奔赴川西疫区。为了排查血吸虫病人和血吸虫携带者，只能从大便中检查是否有血吸虫的尾蚴。这项工作细致繁琐、枯燥乏味又臭气熏天。但是，钱惪以身作则，工作一丝不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钱惪与同事们研究讨论血吸虫病相关问题
由于锑剂的毒副反应较大，钱惪一直关心非锑剂的有效抗血吸虫药。60年代初，他得知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在体外有杀虫作用，立即领导重庆医学院传染病学、化学、生化、药理、病解、寄生虫学和放射医学等教研室的40余名教师、医师、技术员，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攻关。最终血防846让血吸虫病的治疗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也由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
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直到70年代末都是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由于成就显著，钱惪连续当选为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初，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提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
当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到重医担任副院长时，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想到了当时已是上医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的钱惪，便请上医党委副书记王乐三前去做思想工作。51岁的钱惪毫不含糊，一口答应。
1957年初，经上医党委推荐，四川省委任命钱惪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58年9月，钱惪正式到任。到任之前的这一年多时间，钱惪留在上医对重医的师资配备、图书资料筹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从实际出发，顾及到两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医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
作为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钱惪自身所具备的影响力在他去动员其他人前往重庆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复旦大学2007年出版的《回首老上医》中记载了当时钱惪动员李宗明、毕婵琴、陈曼丽等人支援重庆时的场景。李宗明曾回忆，钱惪当时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李宗明想也没有想就回答说：“你要我去我就去。”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李宗明说，当时一口答应要去重庆时也没有征求爱人毕婵琴（当时为妇科学副教授）的意见，回家的路上就想，这么大的事情一个人就做主定下来了，心中有些忐忑不安。谁知回家后问毕婵琴，她坚定地说：“钱院长要我们去，我们当然得去。”同样没有丝毫犹豫。原重医附一院护理部主任、时年24岁的陈曼丽也是跟着钱惪到了重庆。她当时就对钱院长讲：“你去我们也去。”
承担创建重庆医学院任务的部分上医教学人员
在上医党委动员和钱惪的带领下，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为重医的发展集聚了雄厚的师资力量。2004年3月，《上海医科大学志》主编刁承湘教授来渝看望访问钱惪。回忆起西迁创建重医时，钱惪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
就在钱惪动身前往重庆之前，陈同生曾找到他，告诉他重医已有院长，可以不必去了。可是钱惪略加思索后回答道：“我还是去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我自己又不去了，何况重庆比上海更急需人才。”
这是何等的气魄与担当！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土地，多少人趋之若鹜；而当时的重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作环境、教学条件、医疗水平、生活状况都远远不及上海。况亲戚朋友在上海，事业之根在上海，且因为地域差异，内迁至重庆的人员都要降低工资水准。然而所有这些障碍都没有阻挡钱惪那颗与国家民族大众紧密相连的热忱之心。
初到重庆，白手起家，创校之途，艰难险阻，不断考验着创业者的勇气和意志。迎面而来的就是师资问题。师资队伍是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要办好学校，就必须要有一批强大的师资队伍。
在钱惪的组织下，当年的重医从基础到临床各个教研室既汇聚了一批闻名全国的专家教授，也凝聚了一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形成了老中青结构优良的学术梯队。他们克服了设备不足、资料不全、水土不服、文化生活单调等重重困难，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重医的建设和西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惪（后排左四）与部分西迁教师在重庆人民大礼堂
就在重医刚刚迈入正轨，蓬勃发展之时，一个个磨难接踵而来。1957年，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派运动，一批学术权威被政治的激流冲撞得步履维艰；1958年，全国“大跃进”迫使教学与科研被搁浅；1960年到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使大家食不果腹；紧接着“文革”十年，更是使校园成了武斗场，广大师生备受摧残，校产蒙受巨大损失……历经浩劫，重医痛巨创深。危难中，钱惪矢志不渝，始终与重医在一起，与顽强的重医人共进退，顶逆流，抗干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挫折，踏平了一个又一个坎坷。
“文革”结束后，一些内迁的学校撤回了东部。千疮百孔的重医面临着重大抉择——办还是不办？怎么办？年逾古稀的钱惪又一次站了出来，在关键时候临危受命。1978年，钱惪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院长。他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当众表示：“坚决留在重庆，把重医办好！”创业者的豪情气贯长虹，他的坚定与执着再一次感动了大家。脑外科专家朱祯卿教授拍案而起：“活着是重医人，死了是重医鬼！”准备离开的创业者们留了下来，成为发展重庆医学院的骨干力量。
当时临床检验诊断学专家康格非教授的妻子已定居香港，封封书信催促着他赴港团聚。钱惪反复地找他谈心，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创业热情。为了重医的发展，康格非与妻子常年分隔两地，最终换来医学检验系累累硕果：“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医学检验专业理事单位”“全国最早的博士授权点”……
留下来的教师们都说：“我们被钱惪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了解重医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当年他不到重庆来，许多人都不会来；如果那时他走了，许多人也会跟着走。
除了师资，经费也是学校发展的必要保证。20世纪70年代重医办学经费紧缺。钱惪和当时的校领导多次到卫生部和四川省争取办学经费，但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交通部、冶金部准备将重医纳入该部的直属学校，四川省政府不同意。钱惪直言不讳：“不放手，不让走，但要放心上！希望给学校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确定重庆医学院为四川省省属重点高校。
钱惪接待世界教科文组织来校考察专家
科研实力与学科建设是衡量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的标准。钱惪认为，面向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是医疗发展的方向，所以学校每年都组织医疗队下乡。在他的推动下，重医形成了浓厚、严谨的学术氛围。基础、临床各科室除参加四川省、重庆市有关学会的活动外，学校也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坚持两周一次学术讲座或大型病案讨论，并把科研纳入教学计划，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在钱惪所在的传染科，形成了刘约翰、王其南、张定凤为骨干的“三剑客”，分别支撑起传染病学的寄生虫、抗生素和肝炎三大领域。在钱惪的领导下，学校一步步茁壮成长，一步步发展壮大。
作为重医的管理者、治病救人的医生、教书育人的老师，钱惪肩负着众多的责任和希望。也正因此，钱惪为重医所付出的精力与心血，远远多于自己的家庭。
钱惪在工作
钱惪到重医以后，全身心扑在学校的建设发展上，当时读中学住校的小儿子每周回家只能和爸爸吃上一顿饭。因为钱惪在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的几十年里，每到周末，总是在学校和医院里到处跑、到处看。有人出国了，他去看望他们的家属，问是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病人或读者来信问医问药，钱惪总是尽其所知给予回答，或转请有关医生作答；有同事委托办事，无论办成与否，他一定会给予答复。
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王其南教授每次回忆往事，心里都充满感激：“我那时还只是传染科一名普通医师，钱惪老院长去我家看望我的次数比我去看望他的次数还多。”
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钱惪担任重医的副院长一当就是20年，但他从未在同事和家人面前抱怨过一句。他谋求的是利泽苍生，而非一己名利。1985年，重庆医学院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四川省政府任命其时已经卸任院长的钱惪为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这是重医60多年办学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名誉校长。这一任命，是对钱惪为重医创建和发展奉献近30年、为学校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1980年代中期部分上医西迁教师与钱惪（前排左四）合影
在他退居二线的十多年里，他每周都要到学校走走看看，向走在路上的同学询问学校的食堂、宿舍、老师上课等情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上医情怀》一书中，记载了曾在钱惪身边做过两年秘书的戴钟英对他的回忆。戴钟英清楚地记得，1989年，他因公事回重医校本部，恰好看见钱惪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他仍在关心着那些用了30多年的老阶梯教室，看看哪里的门窗坏了，玻璃碎了，都要木工房的同志们去修。他仍然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年逾九旬高龄时，钱惪仍处处关心学校节约水电的问题，看见水龙头没关好，他也会亲自去关，有一次竟摔倒在地，嘴角缝了13针。还有一次他到学校看到了新修的学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学楼，回去后竟激动地哭了一个晚上。一路走来，他像看着一个婴孩长大般见证着重医的发展，重医一点一滴的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绪：“重医真是变了！我这是高兴的眼泪！”
90年代中期以后，钱惪由于生病长期住院，但他整天关心的仍然是学校接班人、学生人数、收费、贫困学生学费减免等问题。他说：“我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有责任！”但是谁要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拒绝，“让新班子放手去干！”他的原则是，不干预工作,也不隐讳观点。只要学校在发展、在进步，他就满足了。在他心里，装的是重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部分西迁老专家看望钱惪
从1927年入学到1958年西迁重庆，钱惪在上医学习、工作了近30年，为上医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尽管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重庆，他始终牵挂着母校上医。2004年，来渝访问钱惪的刁承湘教授即将回上海时，98岁的钱惪紧紧握着她的手，动情的说：“上医是个很好的学校，我已几十年没有回去了，我很想知道上医的一切……”
就在重医即将迎来建校60周年校庆之际，2006年1月21日，钱惪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医学教育事业，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钱惪生前曾说，“我这一生无愧无悔。无愧，我对得起党和人民；无悔，投身西部、建设重医，我从没后悔过！”
这位百岁老人在去世之前，对他的人生做了最后一次选择。按照钱惪的遗愿，他的骨灰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留在他倾注了半生心血、无怨无悔奉献的重庆医科大学，埋入学校中心广场的榕树下；一部分带回母校上医，埋入上医一号楼前的白玉兰树下；还有一部分撒入了他热爱的祖国的江河。这最后的选择，是钱惪对上医的眷念、对重医的挂怀、对祖国以及医学教育事业的无言大爱。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一名教师，钱惪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教书，更加育人。
“业精于勤荒于嬉”是钱惪的口头禅。由于他的“过分”严格，学生和护士们都有点“怕”他。他查房期间总是让护士带上毛巾，在测体温或听诊时给病人盖上，以免他们着凉。不管是护士也好、实习生也罢，都必须认真仔细做好记录，稍有不慎之处，便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那些在工作中责任心不强的青年医师，钱惪会毫不留情地当面予以严肃批评。但当诊断科检查肝脾时，他又会亲自躺到检查台上，边做呼吸动作，边让同学们摸肝脾，直到摸准确为止。
钱惪和学生们在一起
钱惪在治学上的严肃认真，影响了众多学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一书中记载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在上医读书期间对钱惪的印象：“他脾气很大，要求很高”。韩济生记得很清楚，钱惪曾两次带领学生们去上海郊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第一次是到驻军部队里做粪便检查，在显微镜下看有没有血吸虫卵，这项任务比较轻松，有空时还可以骑马玩。但第二次任务却很重，要求学生们也要参加对血吸虫病人的治疗。钱惪便一个组一个组地去检查，凡是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没有对病人做好宣传解释，或者对锑剂的注射操作不规范的学生，都会挨批评。钱惪认真的工作态度、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影响着韩济生。以至于韩济生后来当了老师带研究生时，始终坚持着一种理念：“批评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方法，等到没有什么可批评时，研究生就该毕业了。”
钱惪长期主持医学教学工作，累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既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又觉察到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1982年，钱惪撰写了《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一文，指出了当时医学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医学教育一定要注重质量，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并在知识分子中加强思想工作。他提出，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应重点办好几个重点专业，以免分散人力物力，同时要解决医学院校招生人数多而病床不够的问题。他还认为招生时把医学放在第三类并不恰当。以上这些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在全国医学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不少医学院校领导的重视，被称作“切中时弊之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是钱惪在双眼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手持放大镜的情况下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的。
钱惪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涉足从基础到临床、从西医到中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仅针刺麻醉镇痛研究就获得全国重大科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作为传染病学家，他带出了刘约翰、张定凤、王其南等全国知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传染病学成为重医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钱惪将他对重医人的希望凝结成校训，在继承上医“正谊明道”校训的基础上，为重医提出了“严谨 求实 勤奋 进取”的八字校训，影响了一大批重医人。80年代初，在当时重医学生填写的“你最喜欢的老师”的民意调查表中，钱惪名列前茅，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在江南大地肆虐的时候，上医附属华山医院的中医病房收治了不少因为感染血吸虫而发展成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病人。当时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老中医姜春华给这些病人用了以巴豆为主的巴漆丸和健脾利水的方药，久治不愈的腹水竟然奇迹般地消退了。看到这个疗效，彼时正师从姜春华的沈自尹特别惊讶，于是决定对这种治疗方案进行整理和总结。
当时的《解放日报》从患者的来信中得知上医有这么两位治疗顽固性腹水的医生，专门找到了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的钱惪，希望将这种治疗方法做一些报道。钱惪听后把沈自尹找来，要他把目前的工作成果汇报一下。沈自尹把当时已经总结的97例病人的情况如实向钱惪介绍了一遍。钱惪听后也觉得颇为惊喜，但是他说:“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健脾利尿方治疗顽固性腹水有确切疗效，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用确凿证据说明我们的成果，现在还不适合把结果报道出去。不完善的结果如果发表出去，不仅是对病人不负责，也会坏了上医的名声。等我们补充一些研究，你们再来采访吧。”
就这样，钱惪回绝了《解放日报》的采访要求。之后，钱惪每天亲自到中医病房观察腹水病人的情况，他细致地用皮尺测量每一个病人的腹围变化，并详细记录病人的尿量、体重等指标。同时钱惪自己也收治了几位顽固性腹水的病人，用经典的西医治疗方案硫酸镁帮助病人去除腹水，再将中西医两组病人进行比较。经过一个月的观察，钱惪和沈自尹发现，健脾利尿方果然对去腹水有明显的疗效。此时，他们才决定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
之前从来没有像钱惪这样有名望的西医专家替中医说话，这次报道在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件事给沈自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让他认识到只有科学的实验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在领导抗血吸虫病新药―血防846的药理研究时，钱惪常叮嘱大家说：“临床前研究必须慎重，丝毫不能马虎，其结果与病人生死攸关。”在临床学院的一次病例讨论会上，不少专家教授都确诊一位病人患细菌性痢疾。但钱惪经过反复询问病史、分析病案，坚持认为病人患的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而是极其可怕的肠伤寒。五十年代医疗诊断设备还很落后，钱惪靠自己丰富的从医经验、踏实的治学精神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靠简单的物理诊断就作出了笃定的判断。果然，病理解剖报告证明了钱惪诊断的正确性。
钱惪的严谨体现在他学习、工作的每个方面。钱惪在主编学术著作时，对其他编写人的稿件，总是逐章逐节仔细修改，即使对一些知名教授的稿件亦如此，必要时要求他们反复重写。他曾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审稿时字斟句酌，每个标点符号、每个专业术语都力求准确无误。几十年来，经钱惪处理审阅的论文上千篇，无一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当论文完成，人家请他署名时，钱惪总是婉言谢绝。作为教师，他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青出于蓝胜于蓝”。
钱惪一生经历过许多艰难的时刻，可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下，他总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1939年抗战期间，钱惪随南京中央医院内迁至重庆歌乐山，在中央医院内科和国立上海医学院主持工作五年。战乱时期，钱惪每天面临着许多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病人和流亡者。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钱惪依然以乐观的精神带领医务人员和学生进行了疟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整理出流行病传染报告，其中伤寒240例、阿米巴肝脓肿45例、地方性斑疹伤寒157例、梅毒1180例。在战争时期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学调查报告，在国内实属罕见。
后来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记事》一文中回忆，当时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任务繁重，疟疾、伤寒、阿米巴性肝脓肿、地方性斑疹伤寒、梅毒等传染病严重流行。大家吃的是霉米做的饭，喝的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很多人因腹泻而病倒。到了晚上，大家只能在如豆的油灯下工作，鼻孔都被熏黑，但还只能点一根灯草，因为灯油紧张，要“细水长流”。如此艰苦的条件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钱惪工作上的积极性，他带领大家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尤其是病理解剖工作。如此下来，培养了强大的师资队伍、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提高了医疗质量，许多医学院的学生都慕名要求来实习。
1950年，美帝国主义的炮火打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朝鲜。上海市医务界要组织三个志愿医疗队。在钱惪的带头下，广大医务人员群起报名，上医系统组成了109人的第二医疗大队，其中有知名专家林春业、朱益栋、吴学愚等。第二医疗大队安排于东北齐齐哈尔第一陆军医院。钱惪除了从事医疗工作和培训部队医务人员外，还奔波在哈尔滨、通化、辽阳等地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
在冰天雪地中，钱惪和大家一起忙着抬运前方送来的伤病员，悉心为他们治疗，并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伤员吃，正是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夜以继日地救治，挽救了一条条宝贵的生命。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艰苦，所有人都是睡通铺，卫生条件极差。对于生长在上海年仅18岁的护士陈曼丽来说，从没见过这种环境。刚到那里时，陈曼丽看到伤员身上和住宿的地方，到处都是虱子，吓得惊叫。钱惪看到后哈哈大笑，说：“这么个小东西把你吓成这样，来看我的。”只见他抓住虱子用指甲去掐，发出啪啪的响声，一会儿虱子全让他掐死了。陈曼丽也乐了，从此不再害怕。
此后，钱惪又指导医务人员用药物、清洗等办法，为伤员消灭虱子。很快，这种恼人的小生物就被战地医疗队消灭了。1951年，由于钱惪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中表现突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卫生部记“一小功”。
“一小功”奖状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钱惪，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党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行动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56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怎样才能做一名称职的医生？钱惪认为，医学事业，性命攸关，首先要有为病员服务的思想，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关心病人。他时常告诫学生“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想病人之所想”，“关心、细心、尽心是每一个行医者最起码的要求”。
1987年，钱惪在中华内科杂志“医家自述”中著文《和年轻医师谈古说今话未来》，其中提到医生应有“三心两意”，即细心、虚心、尽心以及诚意、慈意。这是他初为医生时，父亲对他的告诫，钱惪始终牢记在心。他在做临床医师时，查房之前总要先了解病人的病情，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听取下级医师或学生做汇报时，他总是边查看病人，边提补充问题，力求材科完整准确，并指出需要补做或重做的检查。
钱惪认为建立诊断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病人的真实材料，而不是轻信某项检查结果。因此，他要求医生们讨论时可以想得周到复杂些，但最后一定要归纳简化，排除某些可能，而不是这也可能、那也可能，或搬弄一些文献，以显示自己博学，医生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钱惪主张治疗用药必须有针对性，宁可多作些解释工作或提些注意事顶，也不能急功近利地滥用药，他尤其批判那种遇有发热病人就滥用青、链霉素的做法。诸如此类严格要求，在对病人负责的基础上，对下级医师也有很大的帮助。
1962年9月，参加《传染病学》教材编写的教授合影（左起：曹钟樑、李任秋、钱惪、吴朝仁、戴自英、王季午）
钱惪常说，每一个医务人员身上都肩负着病人的希望，所以必须要倾尽所能，对病人负责，但他也从不说“包治”之类的话。如果病人康复，他认为多半靠病人自己，医生不应贪功。面对重症病人，钱惪认为应如实向家属说明情况，不危言耸听，也不逃避推诿责任。他从来不向病人索取什么或请他们“买”什么，如果病人为表示感谢，有所馈赠，他向来只是心领谢谢，或有一份来，带一份去。对贫穷病人，他还会适当给予资助。
对于年轻医师，钱惪希望他们不仅要勤奋学习书本知识，更要练习动手操作的能力，主动关心病人。他曾说，如果年轻医师工作一二十年，仍然爱听上级医师“讲”，指望“支持”和“培养”，势将导致青黄不接。为此，他通过自己从医数十年的经验，循循劝导年轻医师要有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关心病人；要热爱自己的专业，珍惜时间，抓紧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要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从实际的、哪怕是微小的工作做起。当有人提出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应如何利用时，钱惪说，无论医师或教师，在保证做好8小时以内的工作的前提下，都需要有业余准备，有时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钱惪一生，将全部身心系于医疗卫生事业，他真正把病人放在心上，他亦真正关心青年医师的成长，关心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的“三心两意”影响着一代代的医务工作者，严于律己，不断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作为中国最早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20世纪40年代时，钱惪就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评为国家第一批一级教授，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可钱惪一生却生活简朴，不计名利，他身上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淡泊宁静。
一套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在他家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伴着他接待了外国友人、政府官员、学界精英。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近25年，为公家出差的票据、看病的医药费大多被他揉成纸团扔进了垃圾篓。在重医工作46年，他没有因私用过一个公家的信封和一张信签，给同事、亲戚写信都一律用废纸的背面。有一次学校办公室给他送来20只公用信封，也被他退了回去。80年代初，四川省教育厅曾拨专款为钱惪修住房，图纸已经设计完成，开始打地基，却被钱惪坚决拒绝了。后来因为年事已高，他还主动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多次放弃了国家安排到桂林休养、去国外开会的机会。
钱惪对家庭和子女也非常“抠门”，没有利用职务为自己谋过一分的私利，也没有留给子女一点可以称作“遗产”的家当。80年代初期，钱惪的学生张治道从美国来信，提出资助10-15名重庆医学院的教授去美国短期进修。钱惪把选人的决定权都交给了各个附属医院和基础部，自己不提任何要求。学校考虑到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学医的，应该去一个，他却说：“有本事自己考，没本事不要指望我”。从始至终，钱惪没有动用过手中的权利给子女任何特殊的照顾。他说：“对子女，我一贯提倡人贵自立。供他们读书，让他们学到知识，是我当父亲的应该做的。有薄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如果子女不肖，钱财反而足以堕其志”。
1983年6月，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惪动员全家种蔬菜、红薯等，并把其中的大部分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当时，钱惪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都有特供票，可以到重庆市政协俱乐部购买各种荤食。他夫人去买过一次，却被他批评了一通：“全国人民在忍饥挨饿，你们还要吃肉。”因为缺乏营养，家里人无一例外地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他自己这个一级教授，也只能偶尔享受一下专门给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配发的数量极其有限的“糠麸丸”。按照国家规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惪每个月有30多张工业票，但大多数被他送给了其他教职员工。在他的家人眼中，钱惪虽然是丈夫、父亲，但他首先是属于国家和重庆医学院的，因为他对国家、对重庆医学院的关心和热爱，远远超出了他对家庭的付出。
钱惪克己奉公，即使对于他的同学、学生也一视同仁。上海医科大学刘裕昆教授是他的学生和多年好友，90年代初来重庆医科大学出差，临走时请钱惪派一辆车送他到机场，钱惪在学校给他要了车后特意打电话告诉刘裕昆，请他自己缴纳车费。
钱惪对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上十分“吝啬”，但在公益事业上却非常“慷慨”。在他一生中，捐赠的事例不胜枚举。即使在他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时常捐钱给国家和困难群众，甚至连单位发的奖金、稿费、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发的津贴等，他都作为党费交了出去。自他入党以来，他一直每个月缴纳100元党费，这些钱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人全家工资的总和。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献给了国家。1980年，钱惪又一次捐出全家多年的积蓄2万余元、黄金30余两，支持重庆市科协建设科学会堂。为此事，有人认为他“怪”出了格，背地里骂他“疯子”。话传到钱惪耳朵里，他淡然置之。
钱惪将四川省科委给的顾问费作为党费上交
钱惪将奖金、稿费作为党费上交
1980年，钱惪捐款2万元支持科协修建科学会堂
类似的捐赠，俯拾皆是。钱惪经常给贫困农民捐款，并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个医生应有的人道和博爱。在巡回医疗中，他总是关切地询问就诊的农民家庭和生活情况。遇到有困难的农民兄弟，他总会从兜里掏钱送给他们。“这样做你的工资很快就没了。”旁边的老师善意的提醒钱悳，“没事，他们比我更需要钱。”这种资助并不局限于他身边的病人，他还常常把爱心播撒到遥远的贫困山区。《云南日报》曾报道一位乡村教师扎根山区、艰苦办学的事迹，钱惪看到这条消息，立即汇去一些钱。2004年底，钱惪已经98岁高龄，终日卧床不起，但当他听到东南亚发生海啸时，说“救灾如救火”，又一次要家属代他通过市红十字会向东南亚的灾民们捐献200元。钱惪去世后，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遗言，将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和重庆市科协多年送来的慰问金共计2.6万元，捐给了重庆开县挖煤资助学生的小学教师刘念友和重庆合川市的34名贫困小学生，表达他对贫困失学儿童最后的关心。
钱惪的淡泊体现在他的无私和博爱上，也体现在他对职位、对人生、对生命的态度上。
1984年1月，因为年事已高，钱惪主动向重医党委递交了退休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申请退休的必要性至少有三点：一是及时贯彻中央的决定；二是我的工效和健康情况已够差，不能做终身职；三是有一批人在观望等待，我带个头有便于办理。”
钱惪的退休申请书
1987年，钱惪因病住院，随即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他在信中写道：“请勿为我搞任何仪式，只希望组织上帮助家属早些送（遗体到）火葬场，大家省事，不保留骨灰。如果病因不明，可做病理解剖，帮助医学进步。”他还附上人民日报读者论坛上一篇《关于操办丧事问题》的文章，该文提到要改革办理丧事的办法，钱惪说：“我看很好，（我）就作为‘第一个响应人’。”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如今，钱惪的雕像巍然伫立在重医图书馆的门前，每一个经过的重医人都将怀念他。
钱惪的一生有太多的故事，如群星般无法一一细数，然而星空最令人心动处，就是那无数繁星在安静地闪烁。活在人心便不朽，让人怀念即永生。
钱惪虽已与世长辞，但他曾为重医阔步发展勾画时代蓝图的种种创举和付出，却永远留在校园里，留在重医人的心田里；他开拓的足迹已经镌刻在重医历史发展的丰碑上；他提出的“严谨、求实、勤奋、进取”的校训已成为每个重医人的座右铭。以钱惪为代表的开拓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执着追求的风范已经凝聚在重医的气质里，成为重医60余年发展史上的精神财富，在重医师生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本文文字综合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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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重庆医科大学官微、复旦上医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