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桂玉 （刘俊会长夫人）

1944年农历六月廿四，他出生在和上海隔江相望、长江入海口的一个小镇上，幼时随大脚外婆生活，外婆是广东中山人，年轻时随父辈到上海谋生创业，受祖辈追求新生活思想的影响，打小未受裹脚之苦的她，把新潮思想带给这个外孙，叫他好好念书，长大要跳出小镇，学知识、学技能，才能有前途。在他入学不久，新中国就经历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他跟我说过，在全县的抗美援朝大会上，他曾代表小学生上台演讲，捧过比他个子还高的锦旗，校长在校门口迎接他，把他和锦旗一起抱进了学校。我想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次印象最深的爱国爱民教育，从那时起“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安康”的思想就已根植在他幼小的心灵了。聪慧的他勤奋好学，从小学到高中，门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而且很有人缘，身旁总聚集着许多同学，少年先锋队大队长、班长……年年都少不了他。

1962年秋高考，他被南京某知名高校录取，专业是与国家刚起步不久的航天事业有关的无线电遥控，全班才十几个人。可是，入学体检说他有“肺结核”，那所学校很严厉，取消了他的学籍。满怀壮志和对未来新生活美好憧憬的他，几个月后被迫离开了学校，回到了小镇。因为深信医生的诊断，他开始往返医院。从那时开始，他看到了无数求医病人的痛苦和无奈。

1962年，那是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还未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天灾人祸中走出来的日子，许多人得了营养觖乏的“深肿病”，贫病交加。目睹老百姓的疾苦，他立志做个“良医”，次年报考了国内外著名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但入学体检结果却令人不敢相信，医生说他根本没有患过“肺结核”。为了慎重起见，校方又把南京当年的X片调出来看，还是没有“肺结核”的病灶，解释是当时最可能的情况是患过一般性的肺炎。那是命运的安排啊，他也无悔从医的选择，更坚定了做个好医生的人生目标，从此孜孜以求在医海中遨游。他的学习成绩是优异的，每次实验报告或病理切片的绘图都会成为班里的样本。那时“学校六十条”才颁布不久，学生的负担骤重，我们都说书是枕头书，但作为医学生来说，将来要担负的是生命的重托，那是必需的。学习医学知识他心无旁骛。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断了我们这批“文革前末代大学生”的学业。他百思不得其解，自思我们是来学校学知识学本领的，没有医学知识，将来怎么做个医生，为病人排除疾苦？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他除了无奈地参加了一些学校活动外，自己还抽时间安排学习英语、拉丁语等。1968年，他积极参与复课闹革命，组织同学到基层医院，在实践中学习……继续着学业，继续朝做个“良医”的目标走着自己的路。直至原先6年制的医学系毕业生延迟到7年后才毕业。幸运的是，他留校了，被分配在华山医院工作，从此正式踏上了“良医”的征程。

经过轮转、考核，他被分配到当时在专业领域有“少壮派”之称的泌原外科，师从沈家立教授。沈教授是全国第一个开展肾移植的专家，他跟着老师从门诊到做膀胱镜和各种小手术，直至肾切除异体肾移植、自体肾移植……24小时吃住、学习、工作在医院。第一医学院是以医学基础知识扎实、学术严谨闻名的。入校时，时任党委书记王乐山在训话中提到，当时上医大的教授，甚至超过了清华、北大。事实上，确实有许多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教授都亲临给我们上过课，在华山他更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临床有学术建树的前辈：内科的邱传禄、戴自英，外科的崔志义、李鸿如、王德昭、杨东岳等。华山医院历来都具有创新精神，杨东岳老师最早与陈中伟医师从事断肢再植的临床研究，他把人的脚趾移到病患者的断指上。在这样有创新精神又十分严谨的学术氛围和导师群体中，他得益匪浅，很快业务能力就得到提升。在泌尿外科的团队中，他参与了当时不少在业界创新的项目，比如选择性肾动脉造影。他有些“左撇子”，在手术台上左右手都能很好地使用手术剪，手术做得非常精细。记得他做膀胱镜时病人的痛苦是最少的，医院的同仁亲朋好友都要他做。他非常具有同情心，常会替毫不相干的普通病人去住院处要床位。他把整个身心都扑在“良医”上，每逢节假日总是在医院值班，我记得女儿小的时候曾无数次在节日的夜晚去医院值班室探望过他，而他从不觉得辛苦，相反他感到很神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医务界的学术活动慢慢开始恢复，中青年医师的成长发展有了更大的平台。在不久后的泌尿专业中青年医师论文比赛中他得了头奖，由学术泰斗当场打分，在记忆中有熊汝成、马永江、吴阶平、谢桐等前辈，他的得分遥遥领先于第2名和第3名。有意思的是，奖品是由这些老前辈们自己掏腰包买的一台熊猫牌收音机。那时的物质还很匮乏，老前辈们为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为了提携后辈培养良医，此举在现今看来更感人肺腑。

再后来在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形式下。他又被推到了华山医院的领导岗位分管医疗。那时他不仅仍坚持在临床第一线当好医生，而且在新任岗位上尽力为医院更好服务病人、提高医疗质量起到力所能及的作用。记得有“臂丛外科之父”美称的顾玉东院士早年开展其专业是非常艰苦的，专科床位也没有。他多次往返北京卫生部为顾医生申请床位。在顾医生做第一例临床臂丛神经移植时，他勇敢地承担起领导责任，鼓励顾医生创新手术，这也是他身为良医的拓宽。他始终深爱着医生的职业，深爱着自己的专业。在任医科大学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时，他仍开大课讲泌尿外科总论，去医院参加查房，做膀胱镜等。有意思的是，听过他讲泌尿外科总论的医生，有的甚至被他“忽悠”得选择泌尿外科专业当医生了。而他是真心希望更多的学生能成为“良医”的。

1993年，他上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时，我们唯一的爱女、品学兼优的市三女中学生因病去世才一年，悲哀还笼罩着我们。他对我说：“张，我们要为女儿好好地活着。我会努力去做这个工作，我能担当起这份工作的。”我知道他崛起了！从那时候起到2008年退休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他不计地位名利，先后与三任市领导搭班，辅助三位分管市长领导上海市的医疗卫生工作，为老百姓健康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委办局的职能是既要做好市领导制定有关政策的决策参谋，又是市领导意图的执行部门，而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古代的“相”的作用，这是有关治理国家的大事。事实上从他走上基展领导岗位开始，他就明确意识到这种角色的转换需要自己拓宽知识面，增长领导工作的才能。记得在上医大的图书馆里，他有一个专门的读书位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是刘校长的，那时只要抽得出时何，他就往图书馆跑。他读的书很杂，涉猎面很广，除了和医学教育进展有关的之外，还有管理学、哲学、人文社科、统筹学等。在校他管过学生、医疗、科研、后勤、统战、科技开发甚至基建工作，有过各种工作的历练，他非常善于学以致用，善于借鉴，尤其是国外管理的先进理念，善于用哲学来指导社会管理。他还有一个强项是数理功底扎实，能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从事他的管理工作。在卫生局他团结领导一班人开创了一项又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从提出惠民的好政策到实施“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从思考大城市、大卫生机构的改革到创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从提升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到人才培养计划的推出，临床医学中心、跨世纪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项目的出台，及至2003年率领上海医务人员乃至全民抗击“SARS”的胜利……他从未停息过奋力前进的脚步。当然每往前走一步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但他始终能做到“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他走得很坚实，很从容。

2006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央领导开始给予医药卫生改革更多的关注。卫生部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准备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稿，时值他从局领导岗位上退下，就欣然参加了课题组工作。在数个月的时间里，每周往返于北京、上海。课题组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专门从事经济学的教授，有专门从事卫生管理的高层领导，有信息采集专家，有卫生政策研究学者，大都是精力充沛、以天下为已任的青壮年，而他无疑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他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自己觉得又长进了不少，而他们尊称他“老大哥”。他善于把各种意见糅合在一起找共同点，那段时间让他很难忘，很开心。尽管这时候他外出已无人送迎，他戏说自己只有一个兵，很听使唤，就是一只拉杆箱。在飞机场就是上厕所也是拖着拉杆箱的，但他不觉得苦和委屈，反而乐此不疲。

2006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改集体学习中，他和李玲教授被委派作为主讲专察。会上胡锦涛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分，同时明确了医药卫生是政府的职能，国实要管基本医疗，基本医疗要覆盖全民。他很高兴为民请命了。那天傍晚，我独自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等他的消息，出了中南海他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告诉我完成了使命，胡锦涛同志还单独接见了他们，和他们合了影，叫他刘俊局长。此后他又参加过几个高层座谈会，包括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医改座谈会。他在会提出如果老百姓能真得到实惠、政府职能部门又能操作、医务人员又有积极性，那医改就成功了，温总理采纳了他的评判标准。事后李玲教授曾赞誉他聪敏，问他怎么会想出这三条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经济学上的需方、供方、管理方三方面啊，李教授恍然大悟。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度家里电话不断，电台、报社的记者纷至沓来，但他都婉言谢绝，他对我说他不过是个医改的志愿者和个体户而已，从上海去北京，不代表任何组织。可他也深知不少人在默默支持着他，徐建光局长上任后曾对为他买机票的工作人员讲过，刘局年岁大了，给他订公务舱或头等舱的票。他也深知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心上的事，大家都会支持的，他为这辈子能当上无名无职的“良相”而倍感荣幸啊！

良医良相，他用毕生的作为实践了宋代名儒留给后人的名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良医、良相，核心是相同的，是为百姓造福谋利，用他生前常用的话语“我以为……”。我以为当良医和良相是要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有仁心，仁爱之心，爱他人、爱民众；第二是要有大智慧、大作为。他具有，他做到了。虽然没有“名份”，但因此更彰显他的人品。“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心上”，是他向政府官员和卫生从业人员的呼吁，也是他一生的实践和追求。他的爱是一种大爱，不仅惠及在他身边工作、与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他尽力帮助每一个患者和需要帮助的人。而十余年中，每次出台的政策或改革举措更是惠及普通民众和多层次的从业人员。因为他走过那条路，从患者到医生、从医生到管理者，是他的仁爱之心在驱使他善待每一个人，费尽心血地从事他的每一项工作。

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上任不久，在时任副市长谢丽娟和教卫领导的支持下，市卫生局推出了医院实施“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改革举措，在那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遏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既减轻病人的医疗费用负担，又提高医务人员劳务收人的作用。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举措。但他决不是拍脑袋想出的好主意，我知道在政策推出前的制定过程中，他与医科大学卫生管理的专家一起调研、探讨，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与局里的一班人马，从局领导到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开过多少次工作会议，甚至在难得的度假放松的聚会中还让大家探讨，那笔账怎么个算法？患者和医务人员怎么才能得到实惠？每次让大家想明白了，思想统一了，一起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是他的风格，而基于大爱之上的、对有所作为的思索是他不可动摇的基石。因为他有大爱，所以有大无畏。他可以在市政府高层会议上为了老百姓的健康，无数次不厌其烦陈述争取惠民的好政策；可以在解甲归田后，在政协的讲台上为当年的“赤脚医生”讲话，记得他有一篇讲稿是《当年的“春苗”，现今怎么了》，为改善“赤脚医生”的生活窘境说话；可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为民请命”，甚至有个中央领导听后对他说：“老刘你讲得很好，但也够大胆的。”殊不知那都是他的大爱之心的驱使啊！

他的爱是时时刻刻的，及人及事、及小及大的，不遗余力的。记得20 世纪未，沪上一位著名老中医不幸股骨胫骨骨折，那年老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家属准备放弃手术治疗，而他却说，老先生是国宝，他的身体情况可以承受手术，不能就此放弃。他敢于担当，当机立断，把老中医从某医院转到瑞金骨科，及时请专家安排了手术。至今10多年过去了，这位老中医已九旬有余，仍在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仍在为祖国医学的传承作贡献。而与此差不多同时，他的父亲也不慎股骨胫骨骨折，由于他未能及时赶回家为老父亲决断，延误了时机，父亲从此卧床不起，此后并发症不断，直至故世。其间我曾多次代为回乡探望侍候老人，老人也丝毫没有责柽儿子，只是叫我传话给他：“他工作忙不能回来，‘张’来家看望也是一样的，他的工作要紧。”我明白了，这是祖辈大爱的一种传承啊。

难忘2003年春夏那段抗击“SARS”的日子。也许是因为几十年工作的锤炼，更因肩负着让老百姓健康生活的使命，为上海这座世界特大城市的百姓免于遭受瘟疫的侵袭，他对事物发展的趋势有着特殊敏感性。记得早在春节期间他就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了解了疾病蔓延的情况。在上海第一例输入性“SARS”病人发现前就向当时的市委市政府提交了抗击“SARS”的预案，成立了专家组和各级机构。在抗击“SARS”时，他几个月都未曾回家，我也只能通过司机师傅送去些换洗衣服等物品。听说有时他累倒了，工作人员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输液，操作人员还未操作完，他就呼呼入睡了，输液完醒了又去指挥所工作。几个月后，当世界卫生组织“非典”专家组结束了在上海“疯狂的工作”，首肯上海抗击“SAkS”的成功后，回家时他已不知自己家在几楼了，手指在指挥部的几个层面的按钮打转转。而后，他才把我领到他们日夜工作生活的地方看了一下，请我在食堂用了一次餐。

那段时间他曾十次召开上海市级医院院长和有关机构领导的会，和他们一起分析疫情，探讨抗击“SARS”的方案，最危急的时刻，他在会议上还领大家一起唱响了国歌。有意思的是，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王玉琦教授把他十次讲话都录了下来，若干年后又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我知道那年月里他身旁身后站着多少像王院长那样与他心灵相通、为老百姓健康辛勤学习工作的志士仁人，所以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感到有无比的力量，所以他每战必胜。

他虽然严肃但也不乏会调侃。世界卫生组织“非典”专家组要返回了，他和专家组组长詹姆斯已成了好朋友。在机场送行时，詹姆斯面对这位在太平洋西海岸、人口超过一千万、唯一能幸免“SARS”肆虐的特大型城市的卫生系统指挥官说：“You are lucky？！”他调侃地回答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和上海都姓“上”，“We are brothers”。可数个月的艰辛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他释怀了，他的仁爱之心得到了回报，上海的老百姓、上海的医务人员零感染！十年磨一剑，那何尝只是几个月的艰辛工作的回报啊，那是十多年他在这个岗位上不懈努力工作的结果啊！

去年他匆匆地走了，从住院诊断到尝遍所有诊疗中的苦痛，活检，骨髓穿刺频繁抽血化验、化疗、放疗，并发症各种治疗……100多天他都经历过了。他是那样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没有让任何人为难。他的爱心让他当个好医生、好领导，也当个好病人。在病榻上，他对我说过，他好了，要为华山医院的医生、护士上堂课。我知道他对“医改”又有了新的想法，可我心痛，心痛他太执著，毕竟思虑过度终会伤心伤身的，这也是他匆匆离去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走的我至今仍不明白啊？！

不知道什么日子，也许是他弥留的日子吧，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专程从北京赶来，送达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聘书，那是奖誉，也是新征途的开始啊！而“上帝”把他召回了。

一生只知道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有人说他没有享受过，也不知道享受，但我想学习工作的过程就是他享受的人生吧！下辈子兴许他还会是良医良相的。

原文收录于《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心上——追思刘俊同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4月版